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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染病被消灭,女性地位也在悄悄提升
来源:中国妇女研究网 | 本网发布日期:2017年12月29日
标题: 当传染病被消灭,女性地位也在悄悄提升
作者:
资料来源: 疾病/动物/人类
发布时间: 2017-12-28
关键字: 传染病 女性地位 悄悄提升
 

 20:35 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让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得到控制,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健康和生存机会的提升,还有整个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其中一些影响,甚至超越了疾病和健康本身。比如,提高女性地位、促进性别平等。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实现性别平等”平行论坛上,来自安理会国际妇女同盟、妇女就业协会社会保障部等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官员都在强调要推动社会、动员全民,实现健康促进和两性平等。

自然集团旗下刊物《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发表的一个研究表明,传染病的消除,对社会的性别平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或许这个结论一开始会令人诧异——大多数传染病是不分性别、无差别攻击的,甚至在大部分社会,女性的预期寿命是普遍长于男性的。消灭传染病对性别平等如何起作用?

 

绘画作品中一位年轻女郎感染霍乱前后的面容。图片来自:The Sick Rose: Disease and the Art of Medical Illustration

病菌阴影下的

生活策略

14世纪的欧洲城市里,女性普遍没有市民地位,从属于她们的男性监护人(例如父亲、丈夫等),经济上没有独立权利,大部分女性都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而当那场消灭了欧洲近1/3人口的黑死病肆虐的时候,许多家庭主妇得以幸免——在家中料理家事,接触病菌的可能性比在市场上交易要低多了。这场瘟疫反倒给她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了机会。丈夫死去,她们成为了寡妇;但当瘟疫消散,她们却得以继承丈夫的财产,甚至获得市民身份,参与交易,甚至运作工坊。瘟疫后的几十年,也被称为中世纪英国女性的“黄金年代”。

 

手工作坊里,女学徒正在进行纺织作业。图片来源:Bridgeman Art Library

想象你是一名女性,身处一个充斥着病菌威胁的社会,没有疫苗,甚至人们对传染病本身都知之甚少,生存与死亡仅靠老天保佑。你会轻易出门、与陌生人接触吗?你会冒着被感染的危险,离开家庭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吗?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冒险家的神经,大部分人恐怕会选择呆在家里料理家事、照顾小孩,这是最传统也是最稳妥的选择。

要知道,接受高等教育、找寻工作机会、甚至参与政治,都是“公共”的,在一个公共环境中潜伏着大量危机的社会,这些都意味着“危险”。“看哪,”人们会说,“这个女人到处乱跑,又不知道在哪儿染上了病,她早该待在家里。”

的确,在一个男性权威的社会,身处社会规则之外的女性会在灾害来临时显得极为可疑。同样受黑死病影响的埃及,穆斯林女性成为了黑死病的替罪羊。开罗的苏丹接受了宗教人士的建议,禁止女性公开露面,以免导致男性犯下罪恶,从而招致安拉用黑死病作为惩罚。

对女性和女性所处的家庭来说,传染病的威胁也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寿命可能会受到无常的传染病影响而难以预测,你可能会早早地结婚生子、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不管是在自己还是家人看来,都是相对安全的选择。

而当传染病被消灭的时候,这些都不再是问题。不再恐惧被感染的潜在危险,女性能够选择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参与公众事务、寻求自身经济独立;而且不用时时担心“死得太早”,可以将婚育延后,或者少生几个小孩,留出更多时间给自己个体的发展。这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自然•人类行为》上发表的这项研究认为,传染病从社会心理层面,对个人的生活史策略(life history strategy)产生了影响。人们不得不从心理甚至生理上调整,适应外部的残酷环境。在传染病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采取更“快”的生命策略(比如尽快结婚生子),这部分解释了性别地位差别的产生。

传染病和性别平等

关系有多强?

 

为了衡量美国不同年代的女性地位,研究者使用了“性别不平等指数”,这个指数来自男女工资差距、女性在国会中的代表数量、新出版的报告和著作中的女性代词数量(例如She和her),以及盖洛普公司对于性别平等的调查数据。性别不平等指数越高,说明女性地位越低。

 

众所周知,经济水平更高、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教育水平更高的地方,通常也是疾病较少肆虐的地方。究竟是哪个因素,对性别平等贡献更大呢?研究者列出了同一历史时期美国几种可能与性别平等相关的因素——资源紧缺度、外部威胁(比如战争)、气候压力以及九种主要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分别研究这些因素与性别不平等指数的相关性。他们发现,四种因素中,传染病患病率是唯一一种和性别不平等指数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性别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伴随的是传染病患病率的降低。

同时,他们发现,传染性疾病被消灭,早于性别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在有15年时间差的时候,二者的互相关系数达到了近0.8!

研究者、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瓦纳姆(Michael Varnum)说:“这两组数据,是我研究生涯中见到的最强相关的数据之一。”有多强?甚至比肺癌和吸烟的关系更强!

随后他们也发现,未成年人生育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这表明更“慢”的生命策略的确有助于性别平等——不再受传染病困扰的女性,能够将生育时间延后、生育数量减少,于是又有更多机会提高自身地位。

从英国的历史人口数据也可以看出这个趋势。1850年之后,英国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天花疫苗的强制接种,以及其他传染病感染率的降低。随之而来的是1870年之后生育率的大大降低。1871年,平均一个妇女生育5.5个小孩,而50年之后的1921年,这个数字降到了2.4。

环境如何影响社会行为

野外的老鼠会在患病时隔离自己,被感染的蚂蚁通常会离开巢穴,而灵长类动物会放逐患病的同伴,阻止疾病在种群中传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也是“寄生虫压力理论”(parasite stress theory)的言下之意:动物周围生存环境中的病菌,能够影响动物的行为和选择。

人类也并不例外。易受疾病影响的个体,会更加倾向于做出冲动决定、不太倾向于将重要的决定推迟,或者采取“慢”的人生策略。换句话说,越觉得自己可能会得病,就越想快点结婚生子、把重要的生命事件早早搞定。在瓦纳姆的这项研究中,他们选取了男女各51个样本,询问他们的疾病史,并使用生活策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个猜想。

更进一步来讲,社会里的个体为了适应环境的压力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群体的行为习惯。

容易受到传染病威胁的社会,常常与权威导向、集体导向的社会相联系。毕竟,社会成员们需要分拨出更多精力和资源照顾染病的成员,这需要集体做出更多的“统一安排”。社会也会倾向于更加保守、封闭,以家庭为导向,对“外人”抱有更多疑惑,社会规则也会更加严格。这都是为了整个群体在变幻莫测的病菌威胁下的存续。

于是,在父权主导下的整个社会,给予女性个体的机会更少,推崇的价值和规则,也让女性更多地居于从属地位——女性更多地需要为生育和家庭服务。

这些关于环境对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被称为“行为生态学”(behavioral ecology)——研究生态环境如何系统地作用于动物的行为。在这个基础之上,也研究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的社会心理、行为和制度,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甚至形塑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这些理论,试图从生物学中找到社会基础。

2012年,Corey Fincher和Randy Thornhill发表了一项研究,认为寄生虫压力理论也作用于人类社会。他们发现,更强的家庭纽带、更虔诚的宗教信仰,常常与寄生虫和疾病肆虐的程度有十分显著的联系,这能帮助人们更紧密、封闭,抵御疾病侵扰。2014年,他们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人们会采用偏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来对抗感染性的疾病。

疾病和寄生虫影响的不只是社会形态,甚至还有饮食习惯——比如,易受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感染的炎热潮湿之地,人们的饮食会偏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人的咖喱通常都比较重辣重香料的原因。

通向平等之路

近60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女性权利的提升,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活跃。特别是在欧美,更多女性获取了和男性相匹配的薪资,或者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切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升,是不可分离的。

要赋予女性更多平等的机会,也要给她们疫苗、卫生条件、干净的饮用水,以及更广泛、更便宜的避孕措施,让她们能够更自由地掌控自己的人生。这一切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投入。

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使命,不仅仅是对抗疾病本身,或许还有更多的社会意义——通向更加平等、更加自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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