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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率高达38%?并不准确!——婚姻大数据竟引发 “社会焦虑”
来源:中国妇女研究网 | 本网发布日期:2019年5月23日
标题: 离婚率高达38%?并不准确!——婚姻大数据竟引发 “社会焦虑”
作者: 见习记者 徐阳晨
资料来源: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
发布时间: 2019年5月23日
关键字: 离婚率 高达38% 婚姻大数据 社会焦虑
 

 


“离婚率高达38%”是以离婚登记对数和结婚登记对数的比率为标准,来衡量离婚率。这里实际上是“偷换概念”,错把离结比当做离婚率,二者涵盖了完全不同的统计学推断和预测。

2018年结婚率创新低,其根本原因是在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急速下降,反映在适合结婚的人口数量方面,适龄劳动人口、出生人口下降与结婚率下降趋势吻合。

从婚姻的各项大数据看,主张晚婚晚育、三观匹配、经济平等、夫妻合理分工等诉求的“高质量婚姻”,慢慢被主流婚姻观所认可。

日前,根据民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结婚(1010.8万对)、离婚(380.1万对)。2018年我国结婚率只有7.2‰,创下近十年来历史新低。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根据官方数据整理发现,2010年到2013年我国结婚率处于快速上升的状态,并较千禧年初上升近1‰,但自2013年开始,出现拐点,结婚率从9.9‰连续五年持续下滑至7.2‰。其中上海、浙江、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较低。

然而,在结婚率一路走低的焦虑情绪下,“2018年离婚率高达38%”的新闻也同样冲上热搜,一时间令社会大众震惊,引发热议。实际上,这里所谓的“离婚率”算法并不正确。

粗离婚率、离结比等概念切莫混淆

粗离婚率是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而细离婚率是指年度离婚数与已婚妇女人口之比,这排除了不到婚龄的年轻女性人口。由于我国大规模人口普查的难度,国家统计局及民政部门历年惯用算法是以年离婚次数作分子除以年平均人口。

计算方法如下:在一定时期内或按所给的年份,每一千人中离婚的数字。分母是总人口,分子是离婚次数,表示方法是千分率。其计算公式为:

某年离婚率=(某年离婚次数/某年平均总人口数)×1000‰

实际上,单就正确的离婚数据来看,自2010至2017年,我国粗离婚率由2‰逐年上升至3.2‰。但2018年离婚登记对数约380万对,较上年(约437万对)同比下降13%,那么,根据官方计算方法,2018年粗离婚率将不超过3‰,反而较上年有所下降。

因此,结婚率创新低并不意味着离婚率创新高,二者无论从适龄人口统计学,或社会经济因素,家庭观念嬗变等层面分析,都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么,大众如何得出“离婚率高达38%”这一数据?方法很简单,普遍认为以离婚登记对数和结婚登记对数的比率为标准,来衡量离婚率。这里实际上是“偷换概念”,错把离结比当做离婚率,二者涵盖了完全不同的统计学推断和预测。

离结比是用来比较同一时期内,把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直接相比,分子中的离婚者与分母中的结婚者并不一定是同一拨人,而且基本上是无关的。离结比攀升并不一定表明离婚率的显著升高,例如,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离结比排名前三的省市分别是黑龙江(63.1%)、天津(62.3%)、吉林(62.1%),而2018年离婚率排名前三的省市是北京、天津、四川。与离婚率反映的婚姻破裂状态不同,离结比描述了当下社会婚姻状态的一种“犹豫”,即面对婚姻这座“围城”,越来越多人选择了在门外谨慎徘徊。

理性看待婚姻大数据

专家解释,2018年结婚率创新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急速下降,据相关数据统计,自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7年减少,7年间减少共2600余万人,每年正以300万~500万的数量下降。反映在适合结婚的人口数量方面,适龄劳动人口、出生人口下降与结婚率下降趋势吻合。

反观离婚率,自2002年来,我国的粗离婚率不到千分之一,横向上看,发达国家的离婚率大都处在4‰或5‰,相较来看,中国离婚率比较低,尚在合理区间内。专家分析,由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婚姻的外围环境由“较为稳定”变为“加速巨变”,离婚率的“相对”快速上升格外显眼。

从全国各省市离婚率大数据来看,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郑文平讲师将“高离婚率”区域划分为几种不同类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具有强烈经济学表象的婚姻失意”。例如,2018年离婚率排前四的城市为北、上、深、广,其共同的经济特征为高速发展、高物价、高房价。但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其最大的婚姻“杀手”是生活琐事(34.21),其次为长期分居(30.16%)。另外,根据2018年法院大数据:夫妻因感情不和成为离婚首要原因,全国45.9%的夫妻因感情不和向法院申请解除婚姻关系,其次是家庭暴力原因(27.8%)。

郑文平说:“因经济压力对婚姻产生的不稳定影响正在逐渐放大,但由此产生的交易性离婚并不能与传统意义上的离婚混为一谈。北上广高经济增长可能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不同人群经济差距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层次影响。”

他指出,这一背景下的高离婚率同时也是女性经济崛起的一种反馈,根据数据统计,2016年~2017年全国离婚案中,73.4%是妻子提出离婚。加之现代社会个体多元的价值观、婚姻观差异也明显愈加扩大,郑文平表示,今后对离婚群体的变量因素研究将更为复杂。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更多关注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潜在影响,特别是了解如何引导社会文化的改变,尽可能减少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行为非理性干预。”他说。

“高质量”婚姻观将舒缓社会焦虑

从婚姻的各项大数据看,随着社会的极速发展,对婚姻的阵痛考验仍在继续,社会的焦虑感也在“代际沟通”失衡中越发凸显。但不同的声音也在不断放大,主张晚婚晚育、三观匹配、经济平等、夫妻合理分工等诉求的“高质量婚姻”,慢慢被主流婚姻观所认可。

“近年来,低质量的婚姻问题矛盾突出,婚姻的不稳定、不包容、不理性情况较过去明显加剧。”郑文平强调,生活质量高低与婚姻关系本身并没有清晰的界定,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离婚率问题也没有在其他转型国家类似发生过。

“但全球贸易和技术转移等经济活动直接改变了男女就业结构,这一点对于将女性从婚姻中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这样会使得低质量婚姻问题越发严重,从而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接受多种形式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单一的以“婚姻家庭结构”为主。

当下,高质量生活的理念实质上反映了一种解压后的轻松心态:未婚者在步入婚姻之前抱有审慎的乐观,离异者在婚姻失败后更为冷静地寻找情感与责任的平衡,不失为一种成熟与理智,全社会对此应该持包容和理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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