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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与前瞻:中国妇女地位变迁
来源:中国妇女研究网 | 本网发布日期:2019年8月7日
标题: 回溯与前瞻:中国妇女地位变迁
作者: 李珊珊
资料来源: 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 2019-07-23
关键字: 性别研究 妇女发展 妇女地位变迁 公共政策 主体性建构
 

近日,中国社会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之“中国妇女地位变迁:回溯与前瞻”分论坛在昆明召开。逾百位与会学者,围绕“妇女史研究”“妇女与发展”“生育与抚育”和“主体性与个体化”等议题展开讨论,通过回溯历史、关注当下,共同探讨妇女地位变迁。论坛所选取的研究扎实、有创新性,新生代青年学者为论坛带来了新鲜的研究主题和视角,反映了性别研究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近日,中国社会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之“中国妇女地位变迁:回溯与前瞻”分论坛在昆明召开,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妇女/性别专业委员会主办,《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云南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基地合办。论坛围绕“妇女史研究”“妇女与发展”“生育与抚育”和“主体性与个体化”等四大议题展开,通过回溯历史、关注当下,共同探讨妇女地位变迁。

 妇女史研究应回归中国历史情境

近年来随着历史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妇女社会史研究亦方兴未艾,这成为本次论坛讨论的重点。

与会学者们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展开了深入讨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冬玲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为了动员农村妇女参与公共劳动,根据妇女的文化顾虑与现实需求,通过劳动技能训练、社区劳动文化重塑、土地确权等一系列意识形态改造和制度建设,对妇女自身及其家庭、社区进行改造,使农村妇女在为什么劳动、为谁劳动、怎么劳动等问题上与党的意志达成共识、形成合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妇女下田劳动,并使得劳动光荣的意识形态广为人知。

宁波工程学院讲师闻文则认为,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妇女加入合作组织,参与农业生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妇女们参与合作社劳动的情况似乎与工资水平密切相关,并经历了妇女劳动积极性有限,通过提高工资动员妇女参与合作社劳动以及鼓励妇女回归副业和手工业三个阶段。

北京大学博士生巩淑云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西方女性研究学界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往往得出妇女是解放运动的客体对象,其主体性并未真正建立这样的结论。但时至今日,中国性别研究已相对成熟,不应再得出这样简单化的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发展与地位变迁

 本次论坛的“妇女与发展”主题讨论涵盖妇女就业、劳动和抚育等领域的研究。

北京大学刘爱玉教授认为,1990年~2015年,女性在教育获得上日渐与男性平等,但在收入上仍低于男性且差距日益扩大,其原因在于女性的就业脆弱性高于男性,脆弱就业使性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进一步改善女性接受教育的质量,制定积极的家庭照料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预防和消除性别歧视。

 中国人民大学宋月萍副教授及学生聂嘉炜考察了1990年~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对“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看法的变化,发现性别分工观念有从平等向不平等回潮的趋势,男性比女性更传统,但随着女性对传统性别分工的内化,两性间观念的差异逐渐缩小,其中中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向传统的转变更明显。

 中华女子学院李洁副教授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变迁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是重要的事件。但市场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妇女地位变迁取决于研究者如何开展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转型期的对比研究,这样才能揭示出市场转型究竟是强化了还是缓解了性别不平等。

 生育与抚育:父亲参与、母职困境与公共政策

“生育与抚育”议题回应了当前全面两孩政策、人口转型和母职焦虑等热点问题,也涉及女性学者自身经历的现实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热烈讨论。

北京大学佟新教授运用国家、家庭与个体的分析框架,梳理出城镇学龄前儿童的抚育模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抚育模式向市场化时代的私人抚育和母职优先模式的转变过程,并表示国家的公共政策既塑造了家庭生活,也建构了家庭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政策下,社会主义大家庭为解放妇女提供了公共抚育的可能性;而在市场化时代的教育政策下,个体化家庭策略性地增加了母职负担。政策选择的背后是不同的知识和学术立场在相互竞争。

山东女子学院李桂燕副教授认为,在全面两孩政策下,家庭照料分工模式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参与家庭照料受阻主要源于传统性别规范和社会性别运行机制。

清华大学博士后郭戈通过运用性别框架分析“丧偶式育儿”话语发现,这一话语中包含着育儿责任内卷化的母职困境和性别化归责的性别焦虑,其产生的原因是关于抚育责任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支持不足。隔代抚育既是当前中国家庭儿童抚育的现实,也是阻碍包括父亲在内的男性参与抚育的重要因素。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赵群研究员回应了关于家庭内部分工的讨论,认为在当前市场化条件下,当家庭教育被重新定义时,家庭教育者也需要被重新定义,不能理所当然地把母亲视为主要的教育责任承担者。

北京大学马凤芝教授则回应公共政策背后的知识竞争,认为市场化改革以后,相关的西方理论如依附关系和原生家庭理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知识。但西方现代性知识的建构有其文化基础,与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结构有不匹配之处。

 主体性建构、身份认同与个体化

 本次论坛的主体性建构、身份认同和个体化主题讨论包括劳动、消费和跨性别等领域的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苏熠慧副教授通过比较三种类型女工的生命历程,讨论了打工女性主体“能动性”的三个层面——认知、资源和制度机会的作用机制。她以“造命”作为女性打工主体运用其能动性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隐喻,认为能动性体现为对现有社会结构及其所在群体所处社会位置的清晰认知,对新社会结构的想象,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与制度机会结构的把握。

 中山大学蒋捷通过对具有打工妹和女主播双重身份的女性劳动者的研究,发现打工妹在工厂劳动过程中被建构为次等主体,在网络直播中却重构为“有价值、受尊重”的主体,主体性的发展是一个建构、解构到再造的过程,社会空间的交替转换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与苏熠慧副教授的研究形成一种对读,展现出女工身上由劳动和消费建构的两种主体性。

 华东师范大学邱洁以个体化为分析框架探究跨性别身份的形成,认为个体化的“脱嵌”和跨性别者的实践是跨性别身份建立的重要因素,但在身份形成过程中跨性别者遭遇了由外而内的道德困境。

 “中国妇女地位变迁:回溯与前瞻”分论坛收到论文共计三百多份,与会学者逾百位。论坛被评为“优秀论坛组织奖”,论坛所选取的研究扎实、有创新性,新生代青年学者为论坛带来了新鲜的研究主题和视角,反映了性别研究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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