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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女红军的漫漫万里长征路
类别: 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
作者: 周蕾
时间: 2016年11月8日
来源: 中国妇女研究网
关键字: 女红军 万里长征路 80周年
全文: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启了万里长征的序幕。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漫漫长征路上,也留下了女红军们坚实而闪亮的足迹。

一、长征女红军的构成
在红军长征约20万的部队中,有数千名女战士参加了长征,她们分布在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之中。
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经过了严格的体检和筛选。中央当时规定了三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2人。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身体原因留在苏区,大约有30名女红军跟随8万6千余人的红一方面军踏上了征程。这些女红军有9人来自江西,其次为广东,有5人。其余则来自福建、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出发后,多数女红军编入红一方面军中央工作团妇女工作队,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在董必武、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一起行动。

红四方面军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的人数也有争议,有2000多人之说,也有3000多和5000多之说。其中除了四五十名从鄂豫皖入川的女红军以外,其余的几乎全是四川籍女红军。红四方面军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妇女独立师,大约2000人,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其他编队还有妇女工兵营,共500人左右,主要承担的是运输任务。其他女红军则分散在粮食局、被服厂、军医院、运输队、剧团、宣传队、担架队、修理所、加工厂等。

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女红军人数较少。其中,红二方面军有马忆湘、朱国英、伍秋姑、李贞、蹇先任、蹇先佛等20多名女红军,她们没有单独编队,没有统一建制,分散在政治机关、宣传队、电台机要部门、医疗卫生单位、随军被服队等。红二十五军只有周东屏、戴觉敏、田喜兰、张桂香、曹宗楷、余国清、曾纪兰等7名女护士。

二、女红军的长征足迹
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粮食弹药缺乏以及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女红军克服种种困难,翻过皑皑雪山,走过无边草地,跨越千山万水。
红一方面军女红军随队伍于1934年10月17日从赣南苏区出发,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个省,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12个月,行程二万五千里。1934年12月,中央在黎平期间对红军进行了系列整合和改编,决定成立干部休养连,原妇女工作队的女红军编入休养连。其中一部分女红军因伤病、怀孕或体弱为休养员;一部分为工作组组员,担任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任务;一部分则为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以及打土豪、筹粮筹款等。

由于形势的发展,红一方军女红军的长征路随之有一些变化。1935年2月,甘世英和李桂英调入川南游击队。3月,谢小梅留在贵阳一带从事农民运动。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地区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后来参加了“西路军”。康克清、李伯钊等曾一度到红四、红二方面军工作,后辗转来到陕北,其他女红军随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

红二十五军是长征的先锋队,也是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1934年11月,7名女红军随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 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余里。由于曾继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路上,另外5人坚持走到了陕北。

在各路长征女红军中,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最多,而且担负的任务也最繁重,牺牲也最大。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和大部队一起从四川苍溪出发,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历时18个月,行程八千余里。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大部分女红军都参加了“西路军”。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妇女抗日先锋团在祁连山全军覆没,只有数十人历经磨难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女红军一路追随部队从湖南桑植出发途经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陕西9省,行程一万六千里, 1936年10月22日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女红军绝大多数都到了陕北。

三、女红军长征中的光辉历程
长征途中,女红军们英勇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土城之战中,李坚真带领警卫员和女红军沉着勇敢地还击敌人的进攻,用生命保护伤员。四渡赤水战役中,干部休养连与敌一个营遭遇,邓颖超不顾病痛,率领战士们阻击敌人,一直坚持到大部队赶到。在贵州盘县,红军遭到敌机袭击,贺子珍为掩护伤病员,身受重伤。红四方面军女战士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和500多名伤病员被堵在腊子口的峡谷之中,敌人在30米宽的山口上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后面又有100多名藏族土司骑兵尾追,担任断后的一个排的女红军与100多敌兵展开大刀肉搏,70多位女战士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伤员安全通过腊子口。

在长征路上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女红军们忍受了比男性更大的痛苦,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她们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长征中女红军要克服特殊的生理困难,当时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女红军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因为日晒雨淋、饥寒潮湿,过度疲劳,许多女红军得了妇女病,有的从此终生不育,甚至有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有的女红军曾经缠过小脚,如红一方面军的杨厚珍、邓六金等,红四方面军的王泽南等。女战士中有一些人是曾经缠足后放脚的“解放脚”,如危拱之、吴仲廉,“解放脚”行军走路要比天足还要困难,她们仍然凭着坚强的意志爬雪山、过草地,跋山涉水。

红一、二、四方面军中都有女红军在长征途中生过孩子。在紧张、危险的行军途中,为了部队的安全,她们忍痛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寄养在当地百姓家中。这些呱呱落地的孩子只能在母亲怀里躺上几个小时,便永远失去了与父母见面的机会。相比而言,二方面军中的婴儿是幸运的。蹇先任用布带把出生18天的贺捷生绑在怀里。许多年后,贺捷生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出生不满1个月的我,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李贞的孩子却没有那么幸运,部队进入草地时,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小生命也夭折在草地里。长征时的艰苦生活也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这位新中国第一位被授予军衔的女将军一生没有孩子。

长征中,各部队的红军女战士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一往无前的精神,走过了万里征途,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作用,用自己光辉灿烂的战斗历程,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仰和尊重。1937年斯诺夫人、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在访问延安时,采访了刚刚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这不是出于怜爱,而是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作者:周蕾,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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