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第一个“三八”节①

一九二四年初，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就在这个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了妇女部。我担任国民党中央的妇女部长兼广东省妇女部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参加并领导了大革命，革命的群众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在开展妇女群众运动方面，蔡畅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做了很多工作。有一次，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和我谈起了妇女运动老前辈蔡特金和“三八”妇女节的事，我们为了配合进一步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就打算在广州举行一次“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
我把这件事提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讨论，还提出纪念“三八”节的几个口号：“男女平等”、“各机关开放容纳妇女”、“婚姻自由，不得歧视再婚妇女”。当时，有一些顽固分子，一听到这些话就起来反对，说什么“妇女不能再婚，再婚就是不贞”。我马上反驳他们：“什么贞不贞?贞应该是男女双方的事。”他们还要再闹，却被同时在场出席会议的恽代英同志驳倒。听了恽代英同志从广大青年积极要求反帝、反封建的角度来分析引述的精辟发言，绝大多数人都支持了我们妇女的严正要求，那些顽固分子方才哑口无言。
当时妇女们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就像一根锁链似的把妇女紧紧锁住。据说妇女应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还有什么“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假若违反了其中一项，就算犯了“七出之条”，会被丈夫无条件遗弃。封建的旧道德是极力提倡妇女守节的。在那些堂堂皇皇地矗立着的贞节牌坊下面，就不知葬送了多少青年寡妇的毕生幸福。再说到劳动妇女的生活，则更其悲惨。我亲眼看见当时的广东劳动妇女，有很多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甚至在耕地、拉车的时候，她们背上还要背着孩子，真是连牛马也不如。什么平等权、参政权等更根本谈不上了。
“解放”——是中国亿万妇女的迫切要求。但多少年来，她们都没有找到出路。一九二四年“三八”节这一天，第一次把中国妇女的要求全面提出来了。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次以“广东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召开的纪念会虽然是由我主持的，但是当时广东各界的女共产党员和女青年团员都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这一天，广州市丰宁路西瓜园广场上搭起了临时舞台，会场四周贴满了“妇女要求有劳动平等权、教育平等权、参政权”等标语。参加大会的有五、六百人，主要是女学生、女工，各界妇女参加的也不少。我在大会上讲了话。我讲到妇女们所受的痛苦，讲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妇女们的双重压迫，讲到我们一定要走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妇女自求解放的道路。到会的人都十分兴奋，因为我提到的这些痛苦，也就是中国一般妇女所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看见过的痛苦，这些话，都说到每个人的心坎里了。
散会以后，我们挺起胸膛、踏着大步在大街上游行示威，数百名妇女成群结队的喊出了“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保护童工孕妇，革除童养媳、革除多妻制，禁止蓄婢纳妾，废除娼妓制”，“争取妇女解放”等响亮口号。这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 但对全国妇女有很大影响，为以后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注：①本文所标时间系《中国青年报》发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