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常驻人间

阿曾同志逝世已两年。妇联上上下下和社会各界，凡是接触过她的同志，都深深地怀念她。怀念她一身正气，艰苦创业，勇挑重担的精神，怀念她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爱护备至的作风。她的音容笑貌，炯炯有神的目光，干脆爽朗的谈吐，胸怀坦荡的品格……常常萦回在我的脑际。
随着回忆，可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记得四十年代初，我在延安第一次见到阿曾同志，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洒脱、幽默、气度不凡。她当时正在马列学院学习，只知道她是曾国藩的后代，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队员，曾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被捕后坚贞不屈，经我地下党营救出狱。她到达延安时，正是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阿曾同志的兴趣比较广泛。她爱好京剧，在业余时间，有时约上三五人，拉起二胡，她爱唱须生。有人唱青衣，就在窑洞里唱起来。吸引了不少听众。节假日，她常和郭霁云来我家串门，朱老总爱摆龙门阵，给她们讲百团大战，前方战事情况……她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我们一起吃便饭，有个炒鸡蛋就是改善生活了。碰上夏天，我就用门前自种的西红柿招待她们，真是其乐融融。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都在全国妇联工作。初创阶段，工作比较艰难，但她善于打开局面，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统战工作，她更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邓裕志、副总干事施如璋都亲切地忆及五、六十年代曾宪植同志分管三团体（中华妇女节制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会员工作时的情景；每当她们来京开会，阿曾同志都要去看望她们，或约来妇联宿舍促膝谈心，了解她们的工作情况和有什么困难，并真诚地给予帮助。八十年代中期，我去邓裕志先生寓所看望她时，她满怀深情地对我说：“阿曾同志身体可好?我们真想念她，每想到她分管我们工作的岁月，心头总充满了无限亲切与温暖。她不仅关心我们的工作，同时也关心我们思想和生活。她对我们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坦诚相见。我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她倾吐。遇上困难，只要向她反映，她就会想方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她特别鼓励我们开展知识界和工商界妇女工作，形象地说：敲开红漆门，请她们出来参加社会活动。后来确实起到了很好效果。六十年代初，她为我们创造条件，在北京召开了各地女青年会的工作座谈会，交流了经验，明确了方向，促进了工作的发展。阿曾同志办事利索、果断，体察民情，真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娘家人。”这一席话，深深印在我心里。
五十年代，人们特别颂扬自然美，提倡艰苦朴素。爱国人士刘王立明当时是全国妇联常委，常来妇联开会。有的同志见到她画眉涂脂，戴假发，很不顺眼，就说俏皮话：“真像个三仙姑。”这话给阿曾听到了，她严肃批评说：“怎么能这样不尊重刘王立明先生?她是中华妇女节制会的负责人，解放前在上海，为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做了不少工作。她的丈夫刘湛恩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因坚决抗日，遭到了侵略者的暗杀。我们应该熟悉历史，尊重历史，珍惜他人的贡献。由于人们的经历不同，生活习惯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模式，穿戴爱好更难划一，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受批评的同志心服口服，在旁的同志也受到了教育。
一九五六年六月，世界基督教妇女节制会召开十二届代表大会，邀请刘王立明与会。是否应邀，有的同志感到犹豫，但阿曾同志认为：要相信人，尊重人，就要放手让人去干。后来刘王立明先生应邀去了西德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她广交朋友，对有人污蔑中国向世界各地贩卖鸦片，当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中国代表还和大家一起参加了做礼拜。这说明中国人的信仰是自由的。在各种场合，她们积极宣传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她们归来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阿曾同志知人善任，对党外人士十分尊重，共事中，使她们有职有权。如原红十字会秘书长倪斐君，参加一九五三年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她任副秘书长，阿曾同志放手让她去干，充分发挥她的才干。倪斐君工作得很出色，本人也很愉快。
管梅蓉先生笃信基督教，解放前曾在女青年会及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解放后，她在全国妇联任托儿所所长，工作勤勤恳恳。但有的同志总不放心。阿曾同志找她谈心，说明信仰是自由的，同时提醒她在向孩子们进行教育时，必须强调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热爱人民，不能宣传上帝。管先生心悦诚服，对托儿所的工作尽心尽职，非常热爱孩子。在她任职的二十多年中，托儿所的工作井井有条，孩子们长得健康活泼，家长们都很满意。有位干部因得了产褥热，产后二十多天就将孩子送往托儿所，靠所长和保教人员克服困难，精心喂养，孩子长得白白胖胖，家长非常感激。现在这些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添砖加瓦。
阿曾同志还分管干部工作，对当时妇联近三百工作人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她关心爱护干部，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干部。五十年代初，有位同志因受到丈夫问题的株连，各个单位都不敢要她。阿曾同志得悉后，主动接收她到全国妇联工作，并对她的两个孩子作了妥善安排。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她的丈夫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本人也恢复了党籍。当她两鬓花白，安度晚年的时刻，谈及自己这段坎坷的经历时，对阿曾同志的感激之情仍溢于言表。
人们永不会忘记，二十多年来，阿曾同志一直住在妇联宿舍的一间小平房里。每年春节，她总要到妇联的各个宿舍看望大家。特别是单身同志，她更关怀备至。谁有了困难，谁存在思想问题，都逃不了她敏锐的目光。她经常找同志谈心，既真诚恳切，又开门见山，并富有哲理，令人折服。如青年知识分子杜黎均（是全国妇联干部崔起辰的丈夫），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迫于舆论的压力，也是为了孩子，他妻子拟和他离婚，他痛苦地感到绝望。正在此时此刻，阿曾同志及时找他俩谈话，鼓励他们在挫折面前要经受考验，要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命运都是自己创造的。这番话使他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光明，使一个可能陷于破碎的家庭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
十年动乱中，阿曾同志遭到残酷迫害，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与委屈，仍坚持实事求是，想方设法地保护一些同志。对错误批斗她的人，不计个人恩怨，一如既往，真诚相待。她宽宏大度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大家。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们召开了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阿曾同志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在拨乱反正，恢复中断了十多年的妇联工作中，她抓妇联干部队伍的建设、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等，依旧十分强调艰苦朴素、勤俭办一切事业；强调要无私奉献，要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后来虽因健康原因退居二线，但她关心妇联的工作，关心干部的成长仍如往昔。
一九八七年春，我去海南岛文昌县参加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生平事迹展览揭幕式。归途中在广州稍事停留。得悉阿曾同志正在广州，次日下午我赶去看望她，久别重逢，大家都分外高兴。看到她精神很好，就是两腿行动不便，坐在轮椅上。交谈中，她非常关心全国妇联的工作，关心一些老同志的情况，包括她们后代的现状。她还劝我要有劳有逸，注意健康。当我们互道珍重，准备起身告辞时，她坚持要服务员推着轮椅送我，送得很远，很远，依依之情，尽在不言中。我多次请她回去，她执意不肯，直到我说再送我就要停步时，她才勉强同意。我望着她的背影和轮椅，缓缓地消失在万绿丛中，心头思绪万千。
次年初夏，阿曾又回到了北京。许多同志都先后去看望她，重叙友谊。我们还曾在她寓所开过一次党小组会。她深邃的目光，三言两语的发言，并不减她固有的风采。深秋，她欲南行，我和几位老同志相约前往，为她送行。当时合影留念，祝愿她健康长寿，来年再回北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聚会竟成了最后一次。
阿曾同志虽离我们而去了，但她的风范将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