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妇联四届五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你们这个会议，我听了一些情况，开得很好，开得很热烈，大家讨论了许多问题。
我今天只是讲一点我个人的意见，没有经过书记处讨论。可能有很多地方讲得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大家都在搞四化建设。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指出，我们的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特别八亿农民这一头是稳定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八亿农民不稳定，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城市工业这方面的形势也很不错。我这里有一些统计局来的数字，还没有核实，可以先说一说。去年是大灾之年，原来预计粮食减产四百亿斤，实际只减产二百多亿斤。去年粮食总产量大概是六千三百多亿斤。棉花是大增产，总产量达到五千多万担，比一九七九年增产九百多万担，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创造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粮食收购的情况也很好。这对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对我们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方针，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发了农业的两个文件。去年，经过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讨论，中央又发了一个七十五号文件。现在农业上就是根据这三个文件的精神做的。有人说我们农业政策多变，或者说其它政策多变。同志们，不是这个情况。我们没有什么“多变”，而是在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指导下，对某些具体政策加以发展，加以充实，加以完善。比如，现在农村要发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发表了《河南不断完善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消息，这是以联产到劳为主的各种责任制。现在看起来，以联产到劳为主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因地制宜，是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重要的一条途径。请同志们看看今天的报纸介绍的河南的情况。这篇报导中提出，当地县委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继续清除‘左’的影响，认真总结经验，积极解决新问题，使适合当地情况的责任制稳定下来，逐步完善，健康发展。全省广大农村干部、社员春耕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对夺取今年农业全面丰收充满信心”。
搞责任制，现在看来，在农业上是很重要的一条政策。我听郭力文同志从河北回来讲，那里的人有这么几句话：“生产上去了，门没少串，集没少赶，戏没少看。”过去干活是磨洋工，敲钟下地，到地里歇一阵就回来了，结果生产搞不好，粮食也上不去。现在大不一样了，生产和家务都安排得很好，人们心情很舒畅。
我看到昨天《北京晚报》上有条消息，说天津东效区新立村公社宝元村大队有五对青年自费从天津乘“子爵号”飞机到北京旅行结婚，报道说，天津市郊区去年一年有两千多名农民自费乘飞机来北京游览，大家都想尝尝坐飞机的味道。如果没有钱能办的到吗？这证明农村生产搞好了，大家有钱了。
在推行各种生产责任制当中，我看还要讲清楚一条，就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样的责任制。在边远山区和穷困地区可以实行这种责任制，只要群众自愿，就同他们商量，愿意这么搞就可以这么搞。文敏生同志对我讲，哈尔滨市郊区，在一个家庭里，现在也不是一种责任制，而是几种责任制。强劳力参加集体种地，就是包产到劳这样一种责任制；劳动力不强的，或者家里还有事的，就实行专业承包，养猪、养鸡、养牛、编织。象这样的家庭，责任制就不是一种，而是多种。过去搞“割资本主义尾巴”，什么都不准干，以粮为纲，除了粮食什么都不准搞。今天的新闻广播报道，北京有一户社员喂了一头奶牛，如果养得好，一年可以收入七百元钱。可见农村里搞各种责任制时，要因地因人制宜，不能搞“一刀切”。一个地区，一个公社，一个大队，都不要搞“一刀切”，一家人也不要搞“一刀切”。文敏生同志还给我讲了一个例子。哈尔滨市郊区共六百个生产队，其中二百个生产队，除家庭副业外，集体分配每人二百元到四百元。象这样的地方，就没人要搞包产到户了，你让他搞他也不搞。中等收入的有二百个队，人均分配一百元到二百元左右。还有二百个队人均分配在一百元以下，这样的队有的就要采取多种形式搞生产责任制。有一户八口人，有强劳力，也有妇女和儿童，按过去那种搞法搞了多年，结果欠了生产队一千多元。后来搞包产到户，搞家庭副业，这一家除包种十五亩白菜，还养了一百二十只鸡、三头猪，加上其他家庭副业，一家八口一年收入四千三百元，把一千多元钱的老账还清以后，还买了一台电视机，买了表，一年功夫就翻了身。所以我们说，现在形势很好。
关于社队企业，现在看来，既不能“一刀切”，但也不能无限制地大量地盲目发展。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是不行的。搞社队企业，要有原料、有销路，质量要高，不创条件盲目发展，是要吃亏的。农村里可以搞工商联合企业，就是农业、工业和商业联合起来。还有牧工商联合企业，就是畜牧业、加工业、商业联合起来。还有一种，主要在林区，叫做木工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形式的联合。这种联合企业，加工用的木村、皮革、粮食等，要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来搞。
关于经济调整，工业方面哪些要退够呢？我看基本建设要退够。凡是国家没有批准列入计划的项目，特别是大项目，该压的要坚决压下来。还有个问题是紧缩开支。如果经济不调整。不坚决退下来，财政出现这样的大的赤字，就不能前进。坚决退够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里要讲清楚，对于生产，不是退，而是进，是发展。在农村，在县里，有的同志说：我们这里有什么可调整的呀！其实他那里也有需要调整的项目。有些社队企业，该开的开，该关的关，没有原料、没有销路的就得关，这也是调整的问题嘛。轻工业、纺织业、饮食服务业等，这些是要发展的，当然也不能盲目的搞，要发展适销对路、合乎质量标准的产品。
现在人民要高档东西的很多。看了新疆的一个材料，那里对于低档产品兴趣不高，要高档的、质量好的。现在我们搞调整，生产还是要发展的，要在企业内部挖潜力，搞技术革新和改造，一定要努力把工业搞上去。城市里还要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修理行业、商业网点、服务行业，还要允许有个体做衣服的、镶牙的。有的老大夫退休了，为什么不可以开个小诊所给人看病呢？哈尔滨市刚解放时，大概五十万人口，服务行业、个体户、商业网点合起来有一万二千户。现在人口发展到二百万，商业网点和服务行业反而少了，不到一万一千户。不是讲“王崇伦抓豆腐”吗，王崇伦同志到哈尔滨担任市委副书记，抓了这样一个老大难问题。黑龙江是产大豆的地方，可是十五年解决不了吃豆腐的问题，王崇伦同志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抓了一下，把这个老大难问题解决了。《王崇伦抓豆腐》，这个标题很好。其他城市在这方面该如何搞好呢？总而言之，搞四化、抓生产都是我们的长期方针。现在搞经济调整，讲退够，都是为着更好地发展生产，更好地搞好四化。
同志们不是讲吗，现在是“一手搞棉花，一手抱娃娃”。我看，就是要搞生产，不搞生产没饭吃。但是娃娃也要抱啊！你不抱也不对啊。培养好后一代不是小事。生产是战略问题，少年儿童教育也是战略问题。同志们，我们不能把这两个问题对立起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工业、农业上不去是不行的，儿童、少年不教育也不行。儿童、少年在今天来说还是后备军，但又是未来的主力军，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是国家的栋梁。你说这个事情还不重要？同志们在抓生产和抱娃娃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争论得很热闹。但老争也不行啊，总要把思想一致起来吧。我看这两者不矛盾。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三中全会上已经讲过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要搞四化，要发展生产。这是我们的长期方针，恐怕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要搞生产、搞四化，只是搞法不同就是。但是，生产是要人去抓的，人是生产力里面最活跃的因素，如果不抓人，不抓儿童、少年的工作，光抓生产，从长远考虑，是不行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个问题，讲讲儿童少年的工作。中央书记处提出，儿童少年工作是我们妇联工作的重点。我看不仅是重点，也是长期的方针。不能说儿童工作只做三、五年就完了，不是这样。这是长期的，要一直做下去的。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重点来？我讲点道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主要集中力量搞了揭、批、查，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这几项任务当中首先是揭、批、查。三中全会以后，主要是落实干部政策和调整领导班子。这个可是重要呐，你不搞揭、批、查，不把“四人帮”那些骨干分子揭出来，查出来，我们能有今天的好形势吗？不落实干部政策，这行吗？三中全会要求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再就是给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右派确实是有的，现在还有一些不能改正，不是假的，所以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摘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现在据我们组织部了解，全国除了极少数真正的右派分子外，其余都改正了。还有地、富摘帽。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揭、批、查，一个落实干部政策，可是重要呐。落实干部政策的重大意义不能低估，这是一件大得党心、大得人心的事情。文敏生同志告诉我，哈尔滨市两百万人口，属于干部平反、右派改正、地富摘帽等，落实政策的，连同他们的家属共三十万人，不把这个工作做好不行。现在是不是都做好了？还有一些没有做好。全国发展不平衡，就是做得好的地方，也还有问题；还有没有做好的，有的还留了尾巴，也有顶着不办的。所以，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意义要认识够。现在还留尾巴，还顶着不办的地方，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个问题，好好去办。不应当再顶着了，不得人心、不得党心呀！
培训干部这一条，现在虽然提出来了，但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很好。直到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培训干部、培训职工方面的工作才有了显著加强。在调整中，一定要把职工好好培训一下，让他们学政治，学技术，学科学，学业务，学管理，提高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现在抓干部培训正是时候。天津自行车厂不是生产任务很紧吗？他们还是抽了一百二十个职工进行训练，结果不但照常完成生产任务，职工的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也有了提高，生产搞得更好了。那些任务不饱满的地方，更应该抽人来训练。
还有一个调整领导班子问题，这也是一件大事，是个核心问题，任何部门、单位，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是不行的。
同志们问，为什么现在突然提出一个以儿童少年工作为重点？这不是“突然”。几年以前这个问题是提不出来的，还有个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也提不出来。如果揭、批、查没有搞好，落实干部政策没有搞好，调整领导班子没有搞好，你怎么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呀？不可能的。去年我们就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了，现在看来是有成效的。我们的部长里有几位年轻的同志了，还有了三位女部长──钱正英同志、郝建秀同志、陈慕华同志。如果不把那几项工作做好，就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就提出以儿童、少年工作为重点，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时宜的。现在陈云同志、小平同志、耀邦同志提出这些问题来，正是时候，书记处现在提出抓儿童、少年工作，也正是时候。
搞好儿童、少年工作，同我们搞生产有没有关系？我看关系极大。因为把儿童、少年工作抓好了，能使我们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解除后顾之忧。我们的后顾之忧有哪些？一个是双职工买菜排队。现在商业网点太少了，要发展商业网点、服务行业。国家搞不了那么多，人家集体就可以搞，个体也可以搞一点嘛，你包得起来吗？我看了新华社的反映，有些国营商店服务态度不太好，不如集体和个体的搞得好。生活方面的种种后顾之忧，要认真的逐步解决。再一个是孩子──儿童和少年的后顾之忧。我们不是讲儿童、少年问题牵动了我们亿万父母的心吗？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问题。有些家长不是溺爱儿女就溺爱孙子，不注意培养孩子，使他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要考虑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事业能不能后继有人的问题。这是大而言之。小而言之，我们这些当父母、当爷爷奶奶的，谁又不想让自己的儿女好好成长？把这个工作搞好了，也同落实干部政策一样，是大得人心的。本来，我们五十年代是搞得很不错的，讲穷要穷的有志气，不拿人家的，不摸人家的。这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德。五十年代在农村、城市里讲“五爱”，毛主席教导红领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时确实搞得很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五十年代就是有这个好风气。五十年代也出过毛病，那时也有小偷、强奸犯，但很少。六十年代前期我看也还是好的，开展了学雷锋活动。风气不好就是林彪、“四人帮”搞的，他们把党风搞坏了，社会风气搞坏了。现在我们对失足青年要进行教育，用各种方法挽救他们。也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是受害者。当然，对个别的杀人犯、放火犯，光靠教育不行，要执行法律。我们搞好了儿童、少年工作，工人、农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至少可以减少后顾之忧。不是说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吗？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政治思想工作跟不上去，先富起来就会有问题。钱多了，儿童、少年工作跟不上去，一定会出问题。不讲道德，没有远大理想，钱多了就会拿它做坏事。看来，我们对儿童、少年包括青年、大学生，要切实地进行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的教育，要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结合起来，把我们儿童、少年工作全面搞好。要使儿童、少年，包括青年，明确他们所担负的历史重任，他们将来是要搞四化、要接班、要搞共产主义的。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将来不都得靠我们现在的这些儿童、少年吗？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哪个当主席啊？哪个当总理啊？这谁知道呀。如果这方面的工作不抓好，到时候出一些坏人，象林彪、“四人帮”这样的人进入政治局，进入国务院，进入军队，那行吗？！再来一个十年浩劫，那行吗？当然，我们有信心，不会让历史重演，但是我们如果不注意少年、儿童工作，那是很危险的。你能说就一定不会出个把个林彪、江青？难讲啊！不过出个把也不要紧，全国人民肯定会造他们反的，会起来把他们打倒的。
儿童、少年工作作为妇联工作的重点，那就由妇联牵头，这很好嘛，我们就搞起来嘛。这样重要的事情，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抓，要全党动手。妇联牵这个头是必要的，中央让康大姐出来牵头嘛，在省里面，省妇联也可以牵这个头嘛。只要思想上重视了，这件事就好办了。经费问题，在三年调整中困难一点，慢慢来，只要生产搞好了，钱就会多起来。大家重视了，经费的来源也会多一点嘛。总之，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少年、儿童明确他们所负担的历史重任，这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
我们老一代同下一代，就是同三十岁以下或者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一代，没有根本利益的矛盾。但是，在一些问题上确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我们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他们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家里对孩子讲的多，一讲起来就是“推翻三座大山”、“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打倒蒋介石”，他们不太愿意听，说时代变了，你们还老讲这些干什么？确实这一代青年有他的特点，要承认他的特点。他们说，现在没有战争了，剥削制度消灭了，阶级消灭了，日子要过得好一点嘛。要学习，要思考，不能都得按照你们的老办法，整天总是讲要吃苦、牺牲。他们对这一点有意见。我们这些老的，在这方面虽然讲得多，但没有真正把青年的思想摸透，有针对性地去做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你要承认青年人的特点，他们敢想、敢说，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他们想学习，想干一番事业，愿意把许多问题提出来思考，要承认他们这方面的特点和要求。有位同志和我谈话，他说老年人要承认青年的特点，看到他们的特点，要帮助新的一代懂得历史。现在不是在宣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吗？孙中山也可以宣传，启蒙运动嘛。老一辈在战争中，在革命中，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我们这一代的幸福。不知付出了多少代价，才赢得了全国的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四化。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这个代价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你们现在什么都想好，生活要好，学习要好，对讲过去的事却一句都听不进去，这怎么行呢！老一代为下一代付出了牺牲和代价，你们这一代应不应该为你们的下一代付出一点牺牲、吃一点苦呢？我看，这些问题同青年是可以讲清楚的，他们是会赞成的。难道他们真的只能享受，不能为下一代付出代价吗？我不相信。老一辈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付出了这样多的牺牲，现在这一代青年就不应该、就不能为下一代人付出牺牲吗？我们苦一点，是为着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聪明、更能干嘛，这是完全应该的，是讲得清楚的。但是我们各条战线上没有好好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讲到这里。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