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的发展，社会各界对劳动者的关注逐渐提升，出现“看见劳动者”“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等媒体呼吁与行动，关于劳动者的研究文章亦开始出现。从性别视角来看，以质疑和批评将女劳动者隐身的报道为起点，以对女劳动者特殊需求的关注和回应而兴起的社会行动与媒体报道也方兴未艾，新媒体中出现“这是女人的工作”“看见女性劳动者”“女性在前线”等主题。

“战争让女性走开。”但是，在被定义为“战争”的抗疫行动中，女劳动者并未缺席，而是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们的特殊需求与权益亦在此间呈现出来。

女劳动者的在场

女性在抗疫各领域全面参与。从顶级女科学家和一线女医生女护士、高层女领导，到广大的社区女干部、女建筑设计师、女店主、女法官、女心理师、女企业家、女警察、女农民、女工人、女保安等，各行各业、各个地域、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活跃在抗疫战斗中。

女性在一些领域的参与占据半壁江山。由于医疗卫生系统、社区服务等行业中女性劳动者占多数，她们甚至撑起某些岗位的大半壁江山。例如，据上海市妇联统计，出征武汉的医生中过半数为女性，护士更超过90%；湖南省累计向湖北省派驻的1074位医疗队队员中，七成是女性；山东省支援湖北的1385名医疗队员中，女性占比达到59%；福建医大附属第一医院135名白衣战士，其中女性100名，福建公布的704名平凡英雄名单中，女性近七成；1月27日至2月4日，云南两批援助医疗队的240名队员里，190名是女性等。除了一线医务系统，从各地的报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各项防控任务中女性也是名副其实的“半边天”。例如，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处置组成员中女性人数超过一半；山东淄博某街道的网格员队伍中，女性占了大多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城北街道，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中女性占65.7%；海南12345热线省平台女性工作人员占比78%；上海市某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调派的43名工作人员中有25名女性。

女性的参与有时还打破了职业隔离与传统性别形象。在一般认为主要由男性从事的岗位上，很多女性在努力工作。例如，科研界的权威，不仅有钟南山、张文宏，还有李兰娟、陈薇；火神山医院建设过程中有女建筑工人群体，有女“钢结构专家”王晓红等。此外，还有一个人清理了数吨垃圾、一个人拖拽超量物资等的女医护人员，展现自己对脏乱差环境和高体力劳动的承受、担当。

女劳动者的贡献

无论是在抗疫科研战线、救治一线，还是在物资生产领域、生活必需品供应链以及社区群防群治等岗位上，各行各业女劳动者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们说着“我不是英雄，只是有人需要我”“我害怕，可我必须上”，工作着；她们带着脸上的“天使痕”，穿着笨重的难以穿脱的防护服，工作着；她们骑行数百公里返岗、提前断奶、抛家别舍，甚至面临亲人的生离死别等带来的考验，工作着；她们面临着牺牲的风险并且不少人真的牺牲在岗位上。

她们在抗疫一线做出了自己的岗位贡献。中国感染病学唯一女院士李兰娟和抗击“非典”的杰出科学家陈薇少将，与她们的女性同行一起，多次发现发布重大研究成果、提出防控建议等，用专业知识得到广泛认可，展现了科研前沿的女性贡献。她们还不畏权威，顶住压力，贡献自己的专业意见。例如，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华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因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后最早和院方一起上报，被认为是真正的第一位“吹哨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教授张笑春医生，出于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对以核酸检测为确诊标准提出疑问，公开提出以CT影像作为诊断主要依据。而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团队，就是我们的护理团队：“你认为我们的医生有多重要，我们的护理姐妹们就有多重要。现在都在歌颂医生，但比较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医护人员。”

非一线岗位上女劳动者也在战略物资生产、供应等方面努力奋斗。例如，2020年1月底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百名女工自愿奔赴生产第一线，提出“做口罩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并以日产口罩上万只的方式实践自己的承诺。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女企业家的周禄英则在二十天内创办一个口罩厂，努力满足抗疫需求。

各级社区工作者、妇联干部担任疫情部署的“执行员”、疫情防控的“宣传员”、疫情斗争的“战斗员”、疫情联防的“监督员”等，用无数细微而坚持的付出，将基层疫情防控工作延伸到“最后一米”，保卫着社区的健康安全。

一些女劳动者还在岗位上发挥着独特作用，例如，守护“逆行者”家人、关怀隔离病房里的小病人、带领病人跳舞等，体现了女劳动者的耐心、细心与爱心。

女劳动者的权益

既然是劳动者，其劳动相关权益亦应当得到正视与回应。这些女性是抗疫战士，也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劳动者，抗疫期间，她们的一些需求与权益得到关注、理解、尊重与保障。

一线女性劳动者的健康权、选择权和居住权需要得到尊重与回应。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关心爱护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实际上，早在1月31日，上海市妇联救灾官方微信平台“上海女性”就正式发布了关于募集考拉裤等相关物资和资金的倡议书，将女性生理期护理等健康议题纳入视野。之后，社会上对此议题的讨论与行动成为热点，促进了社会对女性劳动者特殊需求的关注。医护人员的心理、皮肤等健康问题以及下班后进入社区困难等权益问题也一度成为社会热点。另外，2月中旬，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援助湖北医疗队的多位女性护理人员被剃光头一事引发热议，反对违背一线人员意愿的强迫行为、尊重和关爱一线女医护人员成为社会共识。

特殊时期普通女性劳动者工作相关权益受到关注。在全国妇联、全总女职委、疫情防控指挥部等的推动下，多地陆续发布关爱孕期和哺乳期女职工的政策，传达了非常时期对“三期”女职工特殊需求的回应以及对妇女就业权益的关注。例如，2月23日《中国妇女报》专门就“山东出台24条措施稳就业 明确要求保障妇女就业权益”进行了报道。

特殊时期女劳动者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亦不容忽视。抗疫期间，不少地方出台了有利于双职工家庭解决此问题的政策措施。其中，2月9日山东省济南市疫情处置领导小组（指挥部）向广大驻济企业单位发出倡议，家中有低学龄且无人照看子女的双职工家庭，延迟开学期间可以女方为主向企业提出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的申请。针对“以女方为主”的建议，《中国妇女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出“复工复产，还要支持夫妻‘同’看娃”，认为“虽说是非常时期，但基本的价值观不能动摇，比如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共同育儿的理念，早已成为社会共识，而在全民抗疫的当下，共同分担看护孩子的责任更显重要和紧迫。”反对“简单由性别、收入、年龄等‘指标’来决定”谁来看娃。

可以说，抗疫以来，众多女性劳动者的付出、贡献与社会价值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可，妇女的特殊需求与平等权益更加得到社会理解与尊重，对于破除陈旧观念与性别歧视具有重要意义。女性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弱者和被保护者，她们不仅有能力也有意愿成为建设者、靠山和保护者。

作者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