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已经有学者指出，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GGR）在计算中国的教育平等指数时，中等教育性别差距指标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已经存在多年），最近也有学者对GGGR的指标选择、方法采用、数据来源尤其是健康与生存的性别差距指数存在的局限进行了分析。对于政治赋权指数目前还少有人关注。一是因为政治赋权在四个指标中表现最好，二是政治赋权指数的确很难确定。
GGGR的政治赋权指数用了三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国家议会中的女性席位比例（权重0.310），女性担任部级领导比例（权重0.247）和过去50年女性元首执政年数与男性元首执政年数之比（权重0.443）。而这并不足以全面科学地反映出整个国家女性群体的赋权水平、成长状况、政治权利的保障状况等。
本文认为，虽然GGGR在报告中的解释是选择结果指标反映性别差距，但指标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有效性均值得商榷。
正如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GGR）第四页至第五页中所说，通过男性与女性任部长职位的比例，男性与女性在议会所占席位的比例，还有过去50年女性元首执政年数与男性元首执政年数之比做为政治赋能的指标来反映政治赋权，明显的一个缺点是，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男性和女性在地方政府的参与率差异的指标。
要全面衡量中国女性与男性在政治赋权方面的差异，不仅要有国际可比性，更要符合中国国情。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对促进妇女参政议政有明确的态度，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015年9月2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增强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能力，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管理水平，使妇女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专节中提出：保障妇女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等权利和机会，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管理水平。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确定了到2020年妇女参政的具体目标和任务。
2013年民政部印发《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对提名候选人、确认妇女当选作出了明确规定。提出“候选人中应当有适当的妇女名额，没有产生妇女候选人的，以得票最多的妇女为候选人”等。
2015年10月23日～24日，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年轻干部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作，放到整个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中来谋划，纳入党建目标责任制来推进。
多方努力下，中国女性的参政议政能力有明显进步。
1.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比重增加。在十二届全国代表中女代表有699名，占比23.4%，比上届提高2.1个百分点，是2013年以前历届人大代表中女性比重最高的一届；在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女委员有399人，占委员总数的17.8%，比上届提高0.1个百分点。十三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有742名，占比24.9%，十三届全国政协女性委员有442名，占比20.5%，在上一届基础上均又有提高。
2.女性公务员比例不断提高。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新录用的女公务员占录用总人数的比例逐年提高，2015年达51.9％，比2011年增加12.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女干部数量是42.4万名，到2017年，女性干部有约190.6万名，占干部总数的26.5%。
3.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的热情不断高涨。长期以来，女性积极参与基层民主管理，尤其在居委会组织中参与程度较高，女性占比一直保持在48~50%之间，2015年，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49.2％，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为11.5％。村委委员中女性占比22.9%，比2010年提升1.5个百分点。地方录取公务员的女性所占的比例也不断提高，由原来的40.2%上升到44.1%。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女党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女党员有2298.2万名，占25.7％，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积极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标体系
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中还应包括：女性公务员的比例、科级及以上负责人中的女性比例、村民委员会中的女性比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女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女委员比例，等等。
此外，还要在国内强化性别统计，处处体现性别分类和性别敏感，为全球性性别统计指标体系提供高质量、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性别统计专家，使其有机会参与全球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设计工作，积极在建立健全全球性别指标体系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也要不断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对比，寻找差距，发现原因，并不断推进性别平等进程。
（作者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