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缪伯英出生于湖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其父缪云可是个有识之士，曾赴日本考察教育，主张“教育救国”，尤其重视妇女教育，曾与人在长沙等地合办多所女子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缪伯英深受父亲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追求女性的自由独立发展。

1919年，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学习新思想，参加各种活动。此时的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五四运动的余热依旧存在，各种新思潮互相激荡，社会氛围异常活跃。五四运动高潮中产生的爱国团体——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提倡社会服务，振发爱国精神，积极推动妇女解放，北京女高师学生受新思潮影响，积极参与其中。在1922年初的《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会刊·会员录》上具名记载的697名会员中，缪伯英即为其一。

参加社团等是当时进步人士参加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途径。1919年底，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工读互助团，并在《晨报》上发文号召女青年参加：“凡是受黑暗家庭虐待的女子，或是因婚姻压迫的女子，或是生活困难的女子，都可以到我们社中生活。而且我们可以共同向旧家庭旧社会开始总攻击。我们团体便是与旧家庭抵抗的大本营。”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社会的向往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缪伯英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负责接洽团员和团里事务，因全部是女学生，故又称为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向世人宣告“此项团体之组织实为‘女子运动’实行之第一步，对于女界前途疏为重要”，呼吁“处黑暗的家庭、受种种的束缚”的女性参加工读互助团，“造就社会的新生活”。女子工读互助团多从事洗衣、缝纫等，缪伯英等人怀着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尽管经营较为困难，她们仍一面读书，一面做工，努力维持，王光祈高度评价女子工读互助团， “女子工读互助团，则因现在女子受黑暗势力的压迫，较男子为烈，往往牺牲性命而不辞，故对于工读互助团之需要，较男子为急切。此所以女子工读互助团之成绩，较第一、二组为佳。”然而，工读互助改造社会的设想最终因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和经济窘迫而难以为继，开办不到一年不得不解散。工读互助团以失败告终，使缪伯英等人认识到，在社会未根本改造以前，工读主义行不通。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10余人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缪伯英为该会会员之一，其积极参加研究会组织的讨论会和专题研究，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及《新青年》和其他革命刊物上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多次聆听李大钊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学生。

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后人研究时一般称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当时最早加入该团的成员之一。不久，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发生思想论战，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小组，为充实力量壮大队伍，李大钊将青年团中的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人吸收入党。缪伯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全国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中第一名女党员。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20年12月15日，其撰写了《家庭与女子》一文，考察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发展与妇女解放发展的关系，并指出“家庭组织是人类进化中一时期的制度”“大凡人类对于一种制度发生不满足的问题时，由怀疑而至于破坏，由破坏而至于改建，纯是人类进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种现象。故无论是一种怎样轰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稀奇，更丝毫没有什么可怕和反抗的价值！”她主张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实现妇女的解放，号召新时代的妇女“切勿徘徊疑望，踌躇不定，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走”，对于当时的妇女打破封建家庭束缚，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肩负起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使命和责任作为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妇女工作，探索和领导妇女解放运动。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女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在这一决议的指导下，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出现崭新局面。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号召“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律师工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根据决议案的精神，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北京建立党外联合战线性质的公开性团体——“民权运动大同盟”，缪伯英被选为筹备委员之一，她与蔡和森、高尚德、刘仁静等，负责起草章程，筹备成立大会的各项事务，在此过程中，十分重视维护妇女权益。大会宣言提出“要求国会在宪法上确定人民的各种权利，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等的绝对自由，采取普通选举，制定劳动保护法及决定妇女在政治经济上的一切平等权利”，体现了对妇女合法地位和平等权利的维护。

缪伯英还参加了“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该会宣言认为女性要想获得教育、职业、政治、法律上的平等，“非获得政权不可”，具体步骤是“第一步要与革命的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封建军阀。第二步要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帝国派资本主义。”从而将女权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结合起来。缪伯英还赴南京协助组织筹备了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其宣传影响下，该会通过的宣言明确宣告，该组织的宗旨是：以参政为目的，并要求女子在法律上、教育上、职业上的权利及地位平等。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往北京，缪伯英被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根据党的指示，她和邓中夏、何孟雄等人经常到丰台、长辛店、石家庄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向工人及其家属、劳动妇女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组织工人运动。同时，她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的编辑，编发了大量关于各地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工人反抗压迫要求改善经济状况的罢工斗争等方面的文章，对指导当时的工人运动、女工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缪伯英全力以赴参与领导北段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按照中共北方区委指示，秘密编辑印刷《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真实反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过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军阀政府压迫残害工人的罪行。她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助慰问受伤工人和失业工人家属，将救济物品送到受难工人家里，鼓励工人和妇女继续开展革命斗争。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在天安门召集“五一劳动纪念大会”，讨论中国迫在眉睫的内政外交问题和劳动问题的解决方法，共有各界人士约五六千人参加，缪伯英、何孟雄等人相继发表演说，揭批军阀横行无忌，外交失败、内政不整、举国扰乱，摧残镇压铁路工人运动等罪状，号召全体国民团结一致，打倒反动军阀。

1924年6月，张国焘被捕，供出了在北京的中共党员名单，缪伯英名列其中。北洋军阀政府下令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中共北方区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紧急安排缪伯英返回湖南。

回到湖南后的缪伯英，积极开展妇女工作。1924年10月，受湖南省立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邀请，缪伯英担任一女师附小主事，同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在此期间，缪伯英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妇女工作，推动湖南妇女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相结合。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大会，省学联、省教育会、省工团联合会、省平民教育会等团体组织成立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缪伯英被公举为筹备处职员。4月18日，缪伯英在追悼大会上发表演讲，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19日，工、学团体组织了2万余人的追悼游行纪念大会，掀起广泛的群众性反帝反军阀热潮，其中，缪伯英组织的女师附小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缪伯英还参与了湖南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将妇女群众团体的工作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结合。5月，上海、青岛等地相继发生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运动的惨案，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6月2日，中共湘区区委正式成立 “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缪伯英被选为执行委员，与徐特立、毛泽覃等人领导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在缪伯英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在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不断奔走，积极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底，国民党右派分子“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共、分裂，在上海设立了伪中央党部，公开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对立，并在全国掀起所谓的“清厘党籍”运动。1926年初，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受邀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揭露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并担任主席，邀请陈章甫、周以粟等著名共产党员出席大会发表演说，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妇女群众中的影响力。1926年3月12日，缪伯英出席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发表题为《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介绍广州国民政府准备誓师北伐的情况。不久，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到长沙，激起民众的极大愤怒，缪伯英参加“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筹备会议并报告开会的意义，以及三一八惨案的具体情况，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缪伯英还参与领导了驱逐军阀赵恒惕、组织人民群众迎接北伐的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何孟雄调至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缪伯英也由长沙来到武汉，对外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秘密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1927年七一五政变发生，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缪伯英、何孟雄夫妇调往上海工作，缪伯英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书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10月，缪伯英感染伤寒，因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0岁。

李维汉同志曾经评价缪伯英：“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诚，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纵观缪伯英短暂的一生，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即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身许党，始终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她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妇女解放运动与国民革命紧密结合，积极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领导妇女在参与革命中争取自身解放，为早期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宝贵生命，不愧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