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冬玲

    父职不仅是男性的权利和义务，还对性别平等、儿童发展和家庭和谐至关重要，其履行需要在彻底反思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对社会政策进行实质性的、创造性的变革。

    随着女性在职场的不断发展、社会对男性贡献评价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职场父亲对父职、家庭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男性对家务劳动包括育儿责任的接受度日益增加。然而，男性能否承担父职、如何承担父职不是只要按一下观念转变的按钮就能立刻实现的，而是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家庭冲突的挑战。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据《国家地理》杂志整理的全球性别歧视地图，95%的国家为初产妇女提供带薪产假，而只有49%的国家允许父亲休产假。更重要的是，政策倡导与实践之间存在鸿沟。例如，日本厚生劳动省2012年度雇佣均等基本调查显示，男性请产假的比率不到2%。在中国，男性产假往往被转移给配偶。在组织层面，尽管存在美国调查报告中指出的灵活工作、带薪家事假和带薪病假等支持性政策，其执行和维持仍面临诸多挑战：有研究发现，近几年，美国银行、百思买、雅虎等大企业纷纷取消了其灵活办公项目，尽管这些项目在提高效率、降低员工流失率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为什么父职的履行会面临这些挑战？焦点不仅在家庭内部的男女分工或性别意识形态之争，更重要的是当前生产模式的局限。在新自由主义生产模式下，资本任性贪婪，难以想象其会将个体与家庭的福祉置于效率和利润的考虑之前。此外，尽管如该报告所说，男性的态度、需求和行为已经有了变化，但面对这些变化与不肯改变的贪婪资本之间的冲突，公共政策往往进退维谷、反应滞后或者隔靴搔痒。

    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反思已有的竞争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其向关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联合国在不断倡导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关怀型的发展模式，一个以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满足人类情感需求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它要求打破公私领域分割的生产模式，回归人类再生产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使人类生活在具有支持性的社会关系中。这样的发展模式也需要社会反思再生产劳动的价值，以及通过技术发展改变工作的可获得性及方式，改造工作组织，使其服务于人这个终极目的。

    值得欣慰的是，新的制度创新正在持续产生之中。一些政府和大公司依然在尝试提供家庭友好型政策：一是由政府制定的有利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对家庭中的婴幼儿、老人以及病人的关怀等；二是鼓励工作组织建立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包括弹性工时、可以带孩子的食堂乃至自办育婴室等。

    父职不仅是男性的权利和义务，还对性别平等、儿童发展和家庭和谐至关重要，其履行需要在彻底反思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对社会政策进行实质性的、创造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