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冬玲

    对于中国的女性/性别研究，始终有不同的争论和反思。应该说，这些争论和反思对于推进学科发展是很必要的。不过，一些反思性文章提出中国社会性别知识生产的局限性，其实是以西方为标准的。我们除了要思考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性别知识生产所独有的，还是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局限，也必须认识到，所谓西方的女性理论也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同样是五花八门，其内涵、边界和生成机制始终是变动不居的，具有多元、开放性，是个不断反思、扬弃和更新的理论场域。

　　因此，这些反思和批评是否到位，需要更加细致地辨析。例如，有的文章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立足点，认为我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中存在强化男女二元性别而对多元性别关注不够、对性与身体等议题关注不够、分析中过分强化性别政治等局限性。这样的反思需要我们回答，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乃至西方女性/性别研究中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位置这一问题。

后现代女性主义：重构女性主体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遇、结合的产物，主张以多元和复杂建构的社会身份概念，替代统一的妇女和女性的性别身份概念，将性别视为其他许多类别中的一种，同时也关注阶级、种族、年龄以及性倾向等问题。可以说，它是一种重新建构女性主体性的理论主张。

　　研究者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因坚持否定所有宏大叙述、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否定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和在差异中追求平等等理论观点，对女性主义产生巨大吸引力，是对传统女性主义局限的超越，为女性在实践上合法终结现代父权社会的旧传统，创造出一片新的活动空间。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一出现，就为渴求西方理论指导的中国女性主义者所关注。早在10多年前，就有学者介绍人的七种性别，研究酷儿理论的学者也广为学界和大众所知。有学者认为，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可以为中国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运动提供有益启示，也有研究者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的具体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后现代女性主义无法深远影响现实

　　中国社会性别知识生产中出现的前述反思文章所说的种种局限性，到底是西化Gender过程中犯下的橘生淮南或是盲人摸象的集体无意识错误，还是中国的女性学界结合中国国情，对该理论的困境反思做出的理性选择呢？实际上，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实质上也只是一种边缘话语，一种问题意识。后现代女性主义目前也正遭遇话语突围的无奈（无法彻底摆脱宏大叙述和准玄学话语的缠绕以及话语的增殖）、反本质主义的无根性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目标的脱轨（意义的失落）等理论困境。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是否拥有能够为真正的批判性思想提供持久动力的认识论来源？如果不能，它可能因无法识别认识上的暴政而倒向保守主义。

　　研究者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旧制度的批判和争论，基本上停留在理论话语层面，这种话语喧闹无法对现实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也无法进一步指导未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例如，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认识论的同一性意愿，捍卫多元性，这正是它对女性主义者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一种碎片化的社会身份概念或许能体现创造力并满足审美和趣味上的需求，但在批判性思想的层面上则处于停滞状态，并且可能使人专注于微观政治层面的操演表演，而丧失了冲击、改变、批判总体性权力体制的能力和力量。

　　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表示女性主义已经结束，而意指女性主义理论的转折。从根本上说，女性主义认识论构建一个统一的女性身份是基于政治性，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变革的要求，而不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否定了将性别作为有意义的和共有的社会政治类别观念，就意味着对女性主义和女性研究的存在本身及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在那些政治性的变革要求远未实现的情况下，断然抛弃这种主体是否合适，值得深思。因此，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主张，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一口号所表达的那种对权力在社会和私人关系中的渗透的洞察，必须构成我们第一序列的判断，以便话语实践的伦理学能够以一种政治意识的形态得以呈现。

　　正如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托莉·莫伊在2008年提出的观点：有了后父权制才有后女性主义。她认为，后女性主义是为了让我们忘记女性主义分析，是父权制的阴谋，为了让我们不再为女性争取权利，但我们不能这样。即便是巴特勒，后来也改变了看法，重提普遍性的策略使用价值，将作为整体的女性理解为是预期性的和操演性的。

　　由于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不同的革命对象、目标和使命，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父权制的新的文化资本，以颠覆父权制为目标的女性主义与作为父权制新的文化资本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必然存在深刻的无法调和的紧张、对立和矛盾。这也是中国女性主义对后现代主义采取批判或至少保留态度的重要原因。

性别研究需在对话中反省自身知识结构

　　在理论西化过程中，化西的问题始终横亘在中国学者心中。对绝大多数女性主义研究者来说，今日女性的空间固然不再像从前那样逼仄，但并不意味着两性就真的平等了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中国。正如贺桂梅所说：种种环绕女性的身份要求与权力观念体制，依然构成女性生存的现实，重要的是面对此种权力体制，女性如何以一种真正的主体姿态去思考和实践。对于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性别现实而言，构造一些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跨文化的宏观话语，并在某种总体性视野中强调政治维度的重要性，依然是必要的。当今女性主义者更关注的是，在诸多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问题上，女性主义研究的身影和声音的缺失。

　　当我们面对诸如拐卖妇女、农村留守女童性侵害、高校性骚扰、家庭暴力等针对女性身体与性暴力时，正是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女性身份以形成力量，反抗父权制的时候。可以说，中国女性/性别学界谈论身体和性，是有自己的立足点和考量的，无法剥离政治性的考虑。正如闵冬潮所说：身体也是作为妇女来言说的场所和基础，身体不再作为单个女性个体的神话，而是女性个体与广阔的女性主义政治的一种连接。

　　此外，也应清醒认识到，学术共同体的组成及其成员经历，会相当程度影响议题的设定。就像年轻学者在讨论性别问题时，能够更多关注身体和性，能够将流产、月经、坐月子、乳腺癌、整容等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但她们却往往难以关注诸如更年期这样的议题。何况，我们既要看到一些中国人认识中的无性乃至反性现象的存在，也必须看到官方和大众对同性恋的宽容，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诸如《西厢记》、《墙头马上》这样的作品。而在西方，最关键的性议题恐怕也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性，而是女性的堕胎权这样的政治议题。

　　这并不是说当代性别研究中，类似的反思及批评不重要，或者说后现代主义不重要。毕竟，学术研究需要多元视角的推进，多元主体需要得到充分的表达。但是，性别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既需要在对话中深刻反省自身的知识结构，也需要在充分认识和尊重本土经验的基础上，清理对于西方理论的误植与误用，廓清关键概念如gender及相关理论脉络旅行到中国的过程及接受语境，避免将其中的部分思想当作自己的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