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社会组织就业。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70.2万个，吸纳人员就业763.7万人，其中女性占1/3左右。而民间机构的调查则显示，如果加上志愿者和兼职人员等非正式工作人员，女性在社会组织中比例接近70%，已成为公益事业的主要力量。
这些女性的工作生活状况如何，发展面临什么困难和障碍，在新阶层女性群体中处于什么位置？
通过2017年全国妇联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开展的新社会阶层女性状况调查，我们可以描绘出一幅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的概貌，进一步了解这个正在快速增长中的群体。
一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的基本情况
调查显示，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以中青年为主，在整个新阶层女性中，年龄结构较大。
她们受教育程度较高，75.7%的人受过大学本科以上教育，其中20.1%的人受过硕士研究生以上教育，近1/5的人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略低于整个新阶层女性教育水平。
从婚姻家庭状况来看，一半以上的女性已婚，与新阶层女性持平。其中 76.9%的人有1名子女，9.2%的人有两名及以上子女。
从经济收入来看，她们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78.2%的人年收入低于10万元，20%处于10-30万之间，显著低于新阶层女性整体水平。
二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工作生活状况
作为身处大城市的体制外就业人员，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与其他新阶层女性一样，既享有较多的工作机遇和个人成长空间，也面临经济压力和职业前途的挑战。总的来看，大部分人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处于满意状态。
其中，令她们满意最多的方面依次是工作稳定性、家庭关系和健康，而担忧的方面主要是职业前途、工作家庭兼顾、住房和社会保障。这表明，尽管社会组织女性对目前工作生活状况还比较满意，但对未来仍怀有相当的不确定感。
在日常生活中，她们信任法律和政府的力量，当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倾向选择正规、理性的途径来维权，总体来看，在新社会阶层女性中，社会组织从业女性更相信法律和组织的力量。
调查发现，女性进入社会组织从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出于对公益价值观的认同，为了更好地参与公益事业、实现自我价值；二是从现实需求出发，为了更好地安排好工作和家庭。一些女性原本从事的是竞争激烈、工作强度大的行业，如金融、医疗等。当她们步入结婚特别是生育后，由于家务负担加重，难以平衡工作和生活，考虑到社会组织的工作时间具有一定弹性，竞争压力较小，便选择进入了社会组织。即便如此，个人的职业发展前景和如何平衡好工作家庭，仍是困扰她们的主要问题。
三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思想状况
同新阶层女性一样，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思想呈现出积极、乐观、进取的特征，她们大多相信个人奋斗，注重精神追求，维护社会公德，对现行的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状况较为认同，并具有鲜明的性别平等意识。
四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社会参与情况
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对公共活动的参与度较高，尤其积极参加扶贫济困和教育文化等公益事业，显著高于新社会阶层女性整体水平。
这一方面与女性富于同情心，热心公益事业的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她们从事社会组织工作这一特定职业有关，使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这显示出，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强、参与积极性高、组织行动力强的群体。
但是，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和平台仍有较大局限。同其他新阶层女性一样，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的主要途径也是互联网（74.1%），只有15.7%的人会通过信件/电话/上门等方式向政府部门或妇联等群团组织反映，而选择向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出建议的人则仅占6.5%。这说明社会组织从业女性的公共参与平台和利益表达渠道还有待拓宽。
五 相关结论和建议
从此次调研结果来看，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是一个年富力强，关心并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且具有较高性别平等意识的群体，是参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反映出，社会组织是女性就业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有效载体，可以使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家庭、事业和公共生活。但是，她们在职业发展、家庭工作平衡、社会保障等方面还面临一些障碍，需要党和政府、妇联了解她们的需求，创造条件，解决问题，为她们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1要完善扶植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制度。在人力资源管理、户籍档案、职称评定、社会保险等方面，出台和完善鼓励性政策，提升社会组织的职业发展前景，促进社会组织女性人才发展。
同时，妇联组织应发挥好枢纽作用，协调各方资源，扶持女性社会组织的成长。
2要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女性从业人员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公共参与平台。一方面，相关部门要打造有助于社会组织女性参与公益事业的可靠平台，充分发挥她们服务公众的职业优势，另一方面，要拓宽社会组织从业女性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将社会组织从业女性纳入政府和妇联等群团工作视野，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反映问题，实现下情上达，提升她们的组织归属感和安全感。
3要倡导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制度和文化。政府和社会各方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善工作制度和文化，纳入家庭和妇女发展的需求，实现工作者职业和家庭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包括完善与全面二孩政策配套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普惠、可及的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探索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制度创新，等等，为女性发展创造支持性的工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