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党和国家一贯重视在国家各项事业中发挥家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妇女在家庭中起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注重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妇联组织历来将家庭建设和培育社会主义良好家风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从20世纪50年代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五好”家庭活动，到2014年启动“寻找最美家庭”，妇联组织发挥组织优势和群众团体工作特色做好家庭工作，履行党和国家对妇联组织的职责要求和妇女群众的期盼。妇联组织开展的“五好”、“寻找最美家庭”等家庭建设活动，虽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具有不同的活动方式和评选标准，但具有相同的精神实质，即以家庭为阵地焕发妇女的能动性，为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最大程度地汇聚家庭的力量。

一、“五好”家庭评选活动的发起与推广
开展“五好”活动是妇联组织积极探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创新举措。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以及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成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迫切需要大量资金，只能靠包括妇女在内全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克勤克俭，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减少，限制人们在日用生活品方面的购买力，计划好自己的生活，同时开展家庭副业生产，以弥补生活必需品的不足。195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民主妇联积极探索妇女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服务的途径。1954 年，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在纪念“三八”节讲话中，指出职工家属为生产服务的家务劳动也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服务，鼓励职工家属“团结互助、搞好家务”，提出“增进职工身体健康，鼓励职工按时上工，减少缺勤，使他们精神饱满地参加生产”。

在家庭妇女中推行“五好”是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现实选择。新中国建立之初，虽然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以及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女工和女职工数量有了很大增长，但绝大多数女性仍为家庭妇女。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确立了“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并将“劳动光荣”等观念向广大城乡妇女宣传，许多家庭妇女在新中国男女平等就业政策的鼓励下摆脱了寄生思想，不仅表达了参加劳动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强烈愿望，还积极向劳动部门注册要求就业。1952年,全国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58.2万多人,占全国待业人员登记总数的41.4%，上海市登记要求就业的144万人中，家庭妇女约占67%。国家经济状况和现实社会条件无法让所有城市家庭妇女全部实现就业，妇联组织一方面采取措施扩大妇女的就业途径，组织职工家属、家庭妇女进行辅助性生产，一方面积极探索发挥家庭妇女作用的新途径。

在家庭妇女中推行“五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家庭妇女通过家庭对国家和社会建设所做的贡献被重新评估，并作为社会主义劳动的一部分赋予全新的价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出：“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参加家务劳动也是光荣的。我们应该提倡妇女参加家务劳动，造成一种社会风气。家庭妇女能够勤俭持家，把家务搞好，使丈夫子女能够积极从事各种劳动，同样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而丈夫子女所得的工资，也有她们家务劳动应得的代价在内。”1951年，全国总工会召开职工家属工作会议，将职工家属劳动赋予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意义。1953年，中国妇女二大改变了轻视家务劳动、把家务劳动同社会主义建设对立起来的做法，将家庭妇女和职工家属搞好家务、鼓励职工搞好生产作为任务。

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调动起各方面包括家庭妇女的积极力量，各地民主妇联组织积极探索出家庭妇女为国家建设大局服务的新途径。辽东、辽西两省及沈阳、鞍山、抚顺等5个工业城市的民主妇联，在工矿企业的职工家属中开展了以保证职工吃好、睡好、休息好为主要内容的“三好”活动。1951年，在全国各行各业掀起制定爱国公约进行生产竞赛的背景下，辽宁沈阳五二厂职工家属小组把工会搞好家务，搞好卫生，保证职工按时上班等要求订入爱国公约，逐渐形成“五好”的评选内容：保证职工休息好、生活计划好、环境卫生好、家庭和睦好、邻里团结好，“五好”活动很快推广到黑龙江、松江等地。1954年，武汉市为调动家属支持职工生产，在职工家属中开展“日子计划好，鼓励职工生产好，团结互助好，卫生好，学习和教育子女好”的“五好”活动，“五好”的标准除重视家庭的生产功能外，开始注重“学习和教育子女好”等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

在各地实践的基础上， 1956年2月，全国民主妇联与全国总工会等13个单位联合向全国各阶层家庭妇女发出倡议，动员所有的职工家属、手工业者家属、工商业者家属以及其他家庭妇女努力争取做到“五好”：家庭邻里团结互助好，家庭生活安排好，教育子女好，鼓励亲人生产、工作、学习好，自己学习好。倡议发出后，全国范围内“五好”活动正式开展。

各地积极开展“五好”活动宣传动员。北京市提出了“全党贯彻，全家发动”的口号，召开“五好”积极分子大会、“五好”经验交流会。山西省召开第一次城市“五好”家庭妇女代表会议， 33位“五好”家庭妇女代表通过《给全省城市家庭妇女姐妹的一封信》向全省妇女发出号召，并将“五好”活动推广至农村家庭。福建省的宣传教育活动中，受教育的妇女达80%以上。

地方党委将“五好”工作纳入党的工作范围。北京市党委将推行“五好”活动作为党的群众工作一部分和党委经常性宣传教育工作。武汉市委专门作出贯彻“五好”工作的指示，要求纠正领导干部中认为“五好”活动只是妇联和妇女的事情的错误思想，要求从贯彻“五好”与职工切身利益、与调动生产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将“五好”工作列入各级党委经常工作。武汉市各区委、党委每季度讨论一次“五好”工作贯彻情况并指定一名党委委员具体负责和管理“五好”工作，街道、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基层支部每月讨论、检查和布置“五好”工作的贯彻执行，各区委向市委做“五好”工作的专题报告。

各级民主妇联将“五好”作为经常性工作，并结合各地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不断丰富内容。北京市民主妇联在各项工作中灵活寻找“五好”活动的切入点，如在爱国卫生运动中，贯彻清洁卫生好，在“六一”儿童节前后，宣传教育子女好，并根据本地区实际问题，确定“五好”活动的重点内容，每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召开五好积极分子大会，从群众中评选积极分子。

民主妇联通过深入家庭内部的工作方式，促成家庭妇女的改变。武汉市海员工人家属王秀英之前的生活“贪图享受，爱吃喝，贪玩”，家庭入不敷出，民主妇联干部鼓励她参加“五好”活动，帮助她制定家庭开支计划、在邻里间中建立新的关系、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丈夫由于没有了家庭的包袱变成生产积极分子，她自己也被评选为海员家属模范。

培养典型，通过典型示范从点到面推广。武汉市在“五好”活动中挖掘培养了搬运工人家属周春姣等一批勤俭持家、计划开支的“五好”先进工作者，配合先进生产者运动与职工所在单位开展“挑战到厂，应战回家”的友谊赛，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比、学、赶“五好”先进工作者的群众运动，五好积极分子大批涌现。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各地涌现出许多“五好”积极分子和“五好”家庭。1956年，上海市家庭妇女中评出了9100多名“五好”积极分子，同年底，全国评选出“五好”家庭11万户。至1957年，全国103个城市开展了“五好”活动，湖南省将活动推广至农村家庭，全省评选出城乡“五好”家庭积极分子3000名。

二、 “五好”家庭的评选标准
“五好”评选的标准结合国家形势和任务以及的变化有所调整，并伴随地区、城乡的不同而变化。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家庭及家庭内劳动性质的看法有所改变，“五好”的标准随之发生变化，“五好”评选结合了妇女运动“两勤”方针的贯彻，把“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育子女好；清洁卫生好；努力学习好”作为评选标准。
在农村，适应农村情况提出“五好”的内容：勤劳、爱社、爱国、团结互助好，勤俭持家好，学习文化技术好，尊婆、爱媳、教育子女好，清洁卫生好。在各地，如无锡市在“五好”的基础上，发起了“六好”竞赛：爱国爱党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学习好，勤俭持家清洁卫生好，抚养老人教育子女好，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好，社会主义道德风气好。

三、“五好”家庭评选的启示
从“五好”活动到“寻找最美家庭”，妇联组织的家庭活动评选标准虽然有所变化，但其精神实质则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于妇女和家庭工作的一贯观点。具体表现为承认和尊重妇女在家庭中的独特作用和贡献，重视夫妻关系和谐对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重视家庭内部代际和谐在儿童健康成长中的作用，通过家庭打造邻里守望的和谐社区，重视和支持通过妇联组织开展家庭工作，从而通过家庭提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通过家庭最大程度激活和释放建设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
妇联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筹划妇女工作，从“五好”活动到“寻找最美家庭”无不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活动因此获得了强有力的党政资源支持，从而获得了持续的宣传和强劲的发展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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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都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管家庭生活是“财政部长”，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卫生部长”，在里弄里关心治安工作是“公安部长”，管教孩子是“教育部长”，搞好邻里关系是“外交部长”。如果把各方面的妇女都发动起来，那对国家的贡献就很大。
周恩来《在上海市各界妇女代表的座谈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

在我国，解放以来，不论城市和乡村，都涌现了大批男女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家庭。搞好这种家庭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家庭的事务，对于促进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在职工家属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贯彻为厂矿生产服务的方针，对职工家庭的妇女广泛地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鼓励她们开展邻里团结互助，家庭和睦，搞好家务，带好孩子，做好饮食，以减少职工家务牵累，增进职工健康，鼓励职工出勤，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发展厂矿生产有很大的意义。同时也就缔造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提高了妇女的社会主义觉悟，鼓励了并创造了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条件。因而又大大提高了她们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地位。
蔡畅《列宁论社会主义建设与妇女解放》，1955年4月

总的说来，在目前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家务劳动也具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意义。因为，目前家务劳动还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而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又都是为参与社会劳动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服务的。这样，参加社会劳动的一切劳动者既然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当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的社会劳动者及其子女们”服务的家庭劳动者，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服务的。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直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后者是间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在目前阶段家务劳动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具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一部分劳动。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我们就不能在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划一道谁比谁有意义的界限。
章蕴《谈谈对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看法问题》，1957年
（作者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