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妇女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能有效提高妇女地位，也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力。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许多妇女陷入“生”还是“不生”的纠结，除了养育和照料孩子成本不断攀高的原因外，很多女性更多地担心因生二胎导致职业中断，成为全职太太，或担心自己不能平衡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陷入家庭和事业的两难困境。解决好这个问题，成为全面二孩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

五四时期，易卜生小说的主人翁娜拉以出走的方式试图挣脱家庭束缚，实现自我发展，但困境重重，前路茫茫。尽管在引领妇女解放问题上有石破天惊的作用，但囿于当时妇女的现实社会处境，妇女的出路充满险阻。社会各界对“娜拉出走”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或许可以为破解目前生育政策下的妇女家庭与职业两难处境提供一些启示。

一、五四时期译介《娜拉》的历史背景
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79 年创作的剧本《娜拉》（又译作《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主要剧情是：她的丈夫质问她：你把最神圣的责任扔下不管了？她反问:你说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丈夫：那还用我说，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娜拉：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是对我自己的责任。丈夫：首先你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娜拉：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人。娜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义无反顾地逃出家门。该剧以娜拉“砰”地摔门而去落幕，留给读者和观众无尽遐思。
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刊登了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全剧。《新青年》为什么向读者介绍易卜生及其《娜拉》？1918年，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潮，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提倡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自然将目光投向整个社会中最缺乏独立人格的女性,因此，唤醒和解放妇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任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娜拉”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走出家庭、寻求独立和个人价值的“娜拉”恰好契合了五四知识精英们的期待，与他们希望女性觉醒的渴望不谋而合。从妇女运动角度，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认识到，虽然政治上经过了清末的“革命”,但大多数女性仍被限制在家庭内，因此必须改革婚姻和家庭制度。娜拉的故事,正好呼应了家庭变革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娜拉》的译介是五四启蒙者对封建制度和传统社会全面“批判的武器”，希望借此推广启蒙话语的实践。

二、“娜拉出走”在中国的影响
《娜拉》译介到中国后，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出现了“娜拉”热。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哪一个形象能像“娜拉”一样，引来如此多的关注、评论乃至社会实践。
其一，引发国人对娜拉的关注。一是媒体和出版界持续关注，翻译、出版大量有关《娜拉》的剧本、介绍和评论，《娜拉》也被搬上中国舞台。二是娜拉为普通百姓所熟知。1925年茅盾曾这样描述：“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心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 据说，当时请人吃饭，主人为避免引起争论，特地在客人面前放一张写有“莫谈娜拉”的字条。
其二，引发了关于“娜拉出走”的讨论。五四时期对“娜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娜拉”该不该出走。在这个问题上占主流话语的是鼓吹“娜拉出走”，认为“娜拉”是妇女解放的宣言，是现代新女性的象征，其出走是摆脱家庭束缚，寻求自由、独立和解放。二是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鲁迅最具代表性。正当主流话语高调鼓吹妇女走出家庭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却于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他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担忧出走的女性为了生存，可能会为钱而出卖自由。
其三，“娜拉出走”促进了中国女性觉醒，激发了女性走出家庭、寻求自我和独立的实践。“娜拉出走”对中国女性的心灵造成极大震撼，她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娜拉相似的命运和境遇。娜拉“我首先是人，至少我要学做人”的出走宣言，决定了“娜拉出走”不仅仅是简单的逃离家庭，更重要的是为了真正的人格独立、经济独立和男女平等而做出的自主选择，是向男权社会发出的挑战。娜拉敢于冲破家庭的牢笼、走出男权的阴影，寻求自我解放的精神，唤醒和激励五四时期的中国女性踏上“出走”之路，奔向外面的世界，争做“娜拉”成为一时风潮，“娜拉”也成为妇女解放和现代新女性的象征。
其四，促成了国人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娜拉》介绍到中国后，引发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妇女问题，发表了系列妇女问题的文章，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美国妇人》《现代戏剧上的离婚问题》等。许多小说家、剧作家也纷纷创作描写妇女生活、反映“娜拉出走”、探索妇女命运的作品。如胡适的《终身大事》、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娜拉书写”。

三、中国“娜拉们”出走的困境
五四时期的“娜拉们”走出家庭后，尽管绝大多数不一定像鲁迅所说的只有“堕落”、“回来”甚至“饿死”三种结局，但她们将面临诸多困惑和挑战则是毋庸置疑的。走出家庭后她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寻路”、生存。如丁玲离家后四处找工作，但都无果而终，因此内心非常苦闷，经常一个人“跑到最寂寞僻静地方去，或是南城外陶然亭芦苇里，或是西城外田野里，在那些地方痴坐痛哭。”1925年找寻不到出路的丁玲无奈地回到老家。丁玲的经历反映了大多数出走女性的困境。还有一些女性甚至为争取自由、独立付出生命代价，如1919年8月，不顾家人反对离家求学的北京女高师学生李超终因无经济独立权，家庭中断对其经济支持受困而死； 1923年天津觉悟社成员张嗣婧终因没有勇气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而在精神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死去。
出走的“娜拉”之所以会陷入困境，鲁迅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深刻洞察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鲁迅深深明白走出家门的“娜拉们”将面对怎样的社会。在他看来，外面不仅有吃鸟的鹰、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更有大批形形色色的“食人者”，所以,如果不“掀掉这筵席”,不“扫荡这些食人者”,中国的女性永远没有出路。另外，从妇女自身言，由于妇女长期被束缚于家庭中，如同关在笼中的小鸟，“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 忘却了飞翔, 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因此，启蒙只是造成了“觉醒的心”，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不为女性提供强有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女性自己如果没有谋生的能力，女性解放终难完成。
那么如何解决走出家庭的妇女的困境，鲁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首先要解决经济权, 第一, 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 在社会上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但他也认识到，根本解决妇女问题，“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40年代，郭沫若《“娜拉”的答案》给出更明确的答案：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 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

三、启示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妇女运动已经走过了近100年风雨历程，中国妇女解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妇女们踏着“娜拉”的足迹不断前行，在广阔的社会实现自我，并发挥了半边天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五四时期“娜拉们”所面对的“出走”与“回归”的困惑和两难抉择在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想生二胎又不敢生、在工作与家庭间苦苦挣扎的职业妇女以及全职太太们，她们都有太多的无奈。
五四时期“娜拉出走”的讨论及“娜拉们”的命运启示我们：走出家庭只是女性走向解放的第一步，但走出后奔向怎样的天地则更重要，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国家要从全局战略高度推动妇女事业发展，确保妇女平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要制定和实施对妇女和家庭友好的公共政策，尤其在育儿和护老方面，帮助妇女缓解工作和家庭的矛盾。其次，家庭要营造有利于妇女参与社会的和谐环境，解除妇女后顾之忧，因此，家庭每个成员尤其是男性应该与妇女共担家务劳动和家庭责任，减轻妇女家务劳动负担。再次，妇女自身不仅要有走出去的勇气，更要具备走出去的素质和能力，练就过硬的翅膀，要具有独立的思想意识、独立的经济能力、谋生的技能等，因此要赋权妇女，为妇女提供和创造更多学习和技能培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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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戏中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他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他的丈夫，决计离家远去……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妇女杂志》1924年第10卷第8号
（作者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