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争取妇女权利到改变世界进程
——百年风云话“三八”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诞生于女性争取自由、平等、解放的斗争中，携当初锐气与坚定，这一国际性节日已走过百年征程。
其间，无数妇女先贤的艰辛探索、奋斗与牺牲，为我们展现了浓墨重彩的历史华章；可圈可点的历史事件、激荡起伏的思潮勃兴，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财富。
妇女运动波澜壮阔，历年的纪念活动也早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号角。在这一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以及彰显推进两性平等决心的日子，本报推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百年特别报道。
该组报道围绕11个关键词，以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微观的切入角度，将重大历史事件、思潮、人物穿插进来，从不同侧面对百年来国内外妇女运动加以梳理和解读，再现妇女争取权利、争取平等、不断奋斗的妇女运动百年史。
妇女解放是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回眸、铭记，我们再出发。
“ 三八”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的伟大节日。到今年，迎来了“三八”妇女节的百年庆典。一个世纪以来，“三八”妇女节成为全世界妇女争取解放和自身权利的旗帜，成为全世界妇女争取平等发展 和平的象征，成为记载全世界妇女艰苦卓绝创建美好世界的教科书。在这庄严而伟大的日子里，让我们翻开这部丰富多彩的教科书，大声诵读一百年来国际妇女从争取自身权利到改变世界进程的英雄壮举和动人诗篇。
持续不断的妇女大罢工与“三八”国际妇女节
关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由来，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中众说纷纭。但是不管哪一种说法，都与女工反剥削反压迫的罢工斗争相联系。1857年3月8日，纽约市数百名服装业女工走上街头，抗议资本家对工人超时的剥削（工人们戏言每周工作8天），付给工人尤其是女工、童工极为低廉的工资，使女工处于极为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但是，游行很快被警察强制驱散。51年后的1908年3月8日，15000名纽约服装业女工再次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提出自己的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争取选举权，废除血汗工厂和使用童工。她们的口号是“面包加玫瑰”，面包象征经济保障，玫瑰象征体面的生活，表达了她们奋力争取自己的劳动权利和生活权利，渴望过上有尊严的人的生活理想。
尽管这次罢工再一次被警察驱散，但是美国社会党却于1908年5月发表宣言，将每年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规定为妇女节，并于1909年2月28日星期日（周日应是休息日，罢工不克扣工资）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妇女节的纪念活动。妇女们发动了纽约服装女工的总罢工，2至3万制衣女工为长达13周的寒冬增加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而走上街头，声势浩大的女工运动再次震惊了世界。
1910年8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大会上，深受女工罢工运动震撼的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著名妇女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向大会建议，以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斗争日，得到来自17个国家100多名代表们的一致拥护，其中包括芬兰议会全世界最早的三位女议员。考虑到各国国情不同，对妇女节的具体日期，会议并没有硬性规定。
1911年第一个国际妇女节到来之日的3月19日，德国、奥地利、美国、瑞士、丹麦的劳动妇女都举行了示威游行和集会，不但要求妇女获得选举权，同时要求妇女获得平等的工作权、职业培训权和终止工作场所对妇女的歧视。
但是，在时隔不到一周的1911年3月25日，纽约三角制衣公司发生了大火，使得正在缝制易燃材料衣服的500多位女工当场被烧死146人，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和犹太移民。这场悲剧对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劳工立法都产生重要影响，女工的工作权利和工作条件成为此后国际妇女节关注的重要议题。
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运动与“三八”妇女节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向德国，妇女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结合，使妇女解放出现新的曙光。在德国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中，克拉拉·蔡特金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几乎成为它的光荣象征。前者创办了《平等——为了劳动妇女的利益》杂志；后者在国际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妇女与社会主义》的经典名著。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心转向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导火线就是由妇女点燃的：在这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俄国彼得格勒女工决定照例举行罢工，要求得到“面包与和平”。四天之后，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宣布赋予妇女选举权，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阶级和组织基础。而罢工游行的那一天恰恰是欧洲通用公历的3月8日。1917年的俄国妇女解放运动为其他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楷模。
在1921年第三国际妇女会议上，在文字上明确将3月8日定为共产主义国际妇女节。1924年，中国妇女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群众性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大会由当时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主持。她阐明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意义，痛斥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妇女的双重压迫，号召妇女奋起革命。大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妇女解放，要求妇女的劳动、工资、教育、参政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保护孕妇和童工，革除童养媳、多妻制，废除娼妓制度等口号，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文化生活和卫生保健、婚姻家庭等方面都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机会和政策保障，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空前提高。

“女性的奥秘”与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

反观“二战”后欧美国家的妇女运动，随着战后男人们从战场上归来，女人们又从社会回到了家庭。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查夫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妇女就业史上的分水岭。”“二战期间”美国严重的劳动力缺乏和急剧膨胀的军火工业改变了美国妇女的命运，“如果你在厨房里使用搅拌机，你就会开钻机”、“突击队员玛丽”、“女铆工萝茜”成为动员妇女走出家庭的口号和楷模，妇女们进入了传统男性的工作领域——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使美国妇女就业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但是，战争结束后，舆论马上调转风向，“妇女做个好家庭主妇是世界上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全力以赴地塑造起一个个以结婚生子为唯一生活目的和幸福源泉的快乐主妇形象，这就是所谓的“女性的奥秘”。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下降到20岁；大学生比例从1920年的47％降到1958年的35％，60％的女大学生因结婚而中途退学；职业妇女的比例从1930年的15％降到1960年的11％。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黑人运动，点燃了遍布全国的、持续10年之久的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美国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等民权运动发出的“平等、自由、民主、正义”之声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深受性别歧视的妇女。而著名法国妇女理论家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和美国著名妇女理论家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成为这次声势浩大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启蒙武器。这次被称为“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运动，同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相比，其主要内容不再仅仅围绕选举权的获得，包括就业权、参政权、受教育权、堕胎权、性权利、健康权等等。“我们是人，不是牲口！”“化妆怎能掩盖妇女受压迫？！”“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等成为妇女运动的口号，激进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等各种流派应运而生，一个多样化的妇女运动在美国、在欧洲风起云涌，持续不断。
妇女运动进入大学校园后，带来了理论和学术的革命，各种女性主义的理论思潮逐渐进入高等院校的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主流，成为极有革命性和挑战精神的一种学术力量。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约有600所大学开设了妇女学课程，设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联合国妇女十年”与“将性别意识纳入主流”
国际妇女运动也屡屡敲打着联合国的大门，联合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了国际妇女大会（即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全球性会议，13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产生的《墨西哥宣言》特别对男女平等做出定义：“男女平等是指男女的人格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联合国决定将1976－1985年定为“联合国妇女十年”，并通过了《世界行动计划》，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了争取提高妇女地位的指导方针和优先领域。总目标是：平等、发展、和平。为实现“联合国妇女十年”而召开的中期（1980年）和终期（1985年）大会，就成为第二次（哥本哈根）和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内罗毕）。
1975年联合国开始纪念“三八”妇女节。1977年12月，联合国采纳了一项决议，声明将三月八日定为妇女节，也称联合国“妇女权益与和平日”，各成员国可根据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决定哪一 天为妇女节。
在这一时期，联合国逐步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妇女权利、提高妇女地位的国际法律和公约，如《联合国宪章》（1945年）、《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妇女政治权利公约》（1952年）、《已婚妇女国籍公约》（1957年）、《关于婚姻的同意、结婚最低年龄和婚姻登记的公约》（1962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1967年）等，特别是1979年制定、1980年开放签署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将妇女的权利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任何领域，形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广泛适用性的妇女人权公约。
随着世界经济和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化”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妇女运动、特别是第三世界妇女运动关注的重心。妇女们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妇女们发现，没有妇女的充分参与，发展就不可能。但是，发展常常把妇女排挤到边缘，发展带给妇女们的往往是经济发展的各种代价。因此，她们强烈要求人类思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模式，把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发展决策的主流。
9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妇女运动影响着人类发展的进程。在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妇女们把遭受歧视、贫困和压迫的呼声带到了联合国，促使各国首脑探讨和寻求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1993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上，妇女们在非政府论坛上举办了有千人出席的反对侵犯妇女权利的全球法庭，致使人权大会肯定妇女权利是全球人权议程的中心，联合国于1993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在1994年联合国人口发展大会上，妇女们卓有成效的活动使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充分肯定了妇女们的四项要求：性别平等和公正；赋予妇女权力；妇女控制其自身的生育能力；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在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妇女们的要求使大会宣言确认：“没有妇女的充分参与，就不可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男女之间的平等是国际社会有限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使人类对妇女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动力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没有全世界妇女的充分参与和充分权利，人类社会最具威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就无法得到持久解决，妇女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发展问题。
全球化与塑造新的发展模式
当人类迈入21世纪后，国际妇女运动警觉地发现，1995年世界妇女在北京制定《行动纲领》的美好蓝图，很快就被“9·11”后风行全球的恐怖主义中断了，一轮高过一轮的“反恐”军备竞赛，大大挤压了“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的资源和空间。妇女运动敏锐地看到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的联合国框架可能带来性别平等的全球发展；它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使妇女处于更不利的境地。妇女运动尖锐地批判了掌控在全球帝国主义和金融寡头手中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新保守主义的全球化、军国主义的全球化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
妇女理论家们分析不幸言中，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期而至，妇女又成为遭受危机影响最大、最深的人。但是，近百年的妇女运动史生动地告诉我们，妇女不仅仅是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妇女更是新世界的创造者。2009年3月启动的“北京＋15活动”（即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5周年纪念活动）充分显示了妇女运动的能量、智慧和活力：当全世界都为金融危机而忧心忡忡，为《北京行动纲领》和《千年发展目标》难以实现而一筹莫展的时候，妇女运动已经在展望一个公正、和平、没有霸权的新世界；当联合国改革举步维艰之时，妇女运动锲而不舍地努力，性别结构改革较早取得了突破，从而显示了妇女运动的眼光和力量。
而今，她们正准备从世界各地走向纽约联合国总部，走向那女工运动兴起的地方，走向那各国政府和民众决策的地方，在那里举行纪念北京＋15的大会，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百年庆典活动，继续探索和开辟全人类和平、民主、进步、和谐的伟大进程。（原载英文中国妇女）(刘伯红（作者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