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社会学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限于篇幅，本文仅撮其要点作挂一漏万的概述。

　　社会理论研究从西方为主导走向中西并重

　　在西方社会理论方面，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李猛《自然社会》一书引发的强烈反响，《读书》和《社会》组织了专题研讨，郑戈从平等对于现代性的价值、张国旺从孤独个体与现代精神之关联、陈涛从自然权利的丰富内涵等角度对该书展开批评，李猛亦对各种批评做出了系统回应，并把理论观照引到中国社会。另一重要事件是米尔斯诞辰百年。赵立玮再现了帕森斯米尔斯之争，展现了二人所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不同学术进路；闻翔则从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和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两个方面来重估米尔斯的学术遗产。除此之外，叶启政对社会学家形象的刻画，何蓉对韦伯1895年就职演讲稿的社会学分析，张巍卓对滕尼斯新科学的研究，都丰富了我国社会学对西方经典的解读。

　　在中国社会理论方面，渠敬东发表了其双轨制系列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追溯了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之展开对中国传统社会构成和变迁的影响。凌鹏对近代中国的井田制研究的再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对渠文的响应，井田制对于中国学者不仅是历史事实，亦是贯穿历史始终的理想，近代以来经历了历史、理想、现实的分裂和重新关联以探索中国现代方向的过程。翟学伟对伦的社会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潘光旦提出的社会学是关于人伦关系的学问的回应，帅满的研究则不啻是以经验方式对伦及其实践逻辑作出的当下回应。阎明对差序格局的发生学研究亦具有翟文的特点。

　　国家治理研究在历史与技术的两头展开

　　周雪光在其关于帝国逻辑的研究基础上，以官吏分途为视角，在研究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的基础上提出层级分流模式。以周文为中心，周黎安、娄劲、刘建军等分别从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展开了批评和补充性研究。其中，周黎安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表明官僚体制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重大变化。

　　在这一领域，更多的是对政府行为的研究。练宏关注政府自我管理中的弱激励排名和注意力竞争，认为中国政府行为的一个特征是注意力的戴帽竞争而非直线竞争。王雨磊的研究则反映了精准扶贫过程中数字下乡的技术治理遭遇的悬浮化命运以致精准扶贫难精准的困境。张践祚等的研究呈现了行政区划调整中的上下级政府协商博弈的策略。陶郁等也从上级控制力和下级自主性的关系角度分析中国乡村两级治理主体执行行政命令的情况。此外，史普原关于政府组织间的权责配置、向静林关于市场纠纷中政府卷入、叶静以编外人员扩张为例对地方软财政支出与基层治理之间关系的讨论，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这一议题。

　　资本下乡背景下农村治理格局发生了怎样变化？焦长权等指出，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同下乡资本合力推动农民上楼和土地流转，公司替代村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徐宗阳则发现，资本下乡最无法克服的困难是其因外来性而与乡土社会互动不畅。李祖佩考察了与项目进村相适应的、脱离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以利益为重的新代理人现象。

　　家庭研究的代际关系与性别关系

　　在代际关系方面，狄金华等从当代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角度研究家庭伦理的处境；石金群发现，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平衡形塑出当代中国城市多样的代际居住形式，但陈皆明等认为父代与子代双方经济上的收益是影响同住的要因；刘汶蓉的啃老研究表明，这种现象不是个体化的涌现，而是亲子一体情感结构使代际互助传统依然强劲；郭秋菊等也发现，尊重长者传统使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的重大事务决策的影响力犹存；景风华探讨了汉唐以来发生母杀父的人伦惨剧时子女应当如何作为这一法律难题，再现了以礼入法的现实过程和困境。在生育意愿和行为方面，吴莹等指出，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制度与文化是形塑女性非意愿性生育选择的动因。在性别研究方面，许琪等发现，与男性员工相比，女性员工更易陷入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在家庭政策方面，郑雄飞认为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困境或争议主要在于身份识别不到位甚至缺失，徐晓新则呼吁将支持家庭发展纳入基本国策。

　　教育与社会分层研究中的

　　进口与出口

　　在教育机会平等方面，吴晓刚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是否就读重点高中以及是否获得高考特殊政策照顾，对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有直接影响。庞圣民却认为，20世纪末以来的城乡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肇始于小升初和初升高阶段，重点中学制度没有加剧这个时期的不平等。呼应吴晓刚的发现，李忠路指出，家庭背景变量通过影响本科就读高校的类型和学业表现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

　　在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上，杨中超认为，教育扩招没有促进代际流动。李骏发现，城乡户籍出身对高学历劳动者工作收入的净影响随时间推移而扩大；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显著低于适度教育者。陈伟等对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收入回报差异的研究可以视为对是否过度教育的一个验证。

　　组织社会学研究中的政党性格与社会能力

　　应星团队努力把革命带入中国社会学，其目前的方法和视角都具有组织社会学特点。孟庆延对王观澜的研究就是贯彻这一思路，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成长背景、教育经历及革命历程来呈现其精神气质和实践轨迹。马学军从组织形成的历史过程与维系的社会基础来分析我国近代工业化中把头包工制这一劳工雇佣及生产作业组织。

　　在社会组织的社会生产及其与国家关系上，纪莺莺认为，除了强势国家的支配，组织自身凝聚和表达社会利益的能力也在塑造国家与行业协会的关系；孙飞宇等也强调社会组织自身在生产社会方面的能动性，认为公益组织虽在具体实践中会遭遇种种困境，但有可能成为地方社会再生产的空间。持乐观态度的还有陈鹏，认为以业委会为核心建制的社区政体系统能释放出可观的制度红利，促进和改善商品房社区的治理境况和业主福祉。但盛智明的研究再度印证了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同样是研究业主的组织化维权行为，孙小逸等更关注相应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过程。

　　互联网研究在方法论和经验论层面的试水

　　在理论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大数据、互联网与社会变迁笔谈具有引领性的价值。在经验方面，季程远等分析了中国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之间的影响关系；庄家炽等发现男性比一般女性、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梁萌揭示了横虚纵实组织对虚拟团队造成的困境。

　　此外，环境社会学如洪大用、龚文娟的研究，职业社会学如朱伊娜和毕向阳的研究，都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推进性意义。

　　回眸2016年我国社会学研究，历史转向呈现在不同领域中，如中国社会理论之史的爬梳，以及家庭、组织、国家治理等研究领域。显然，历史转向超越了作为分支学科的范围，而力图把历史感、经验感引到社会学思维中，丰富和深化社会学的自我理解和现实社会理解。可以说，越历史，越现实。返回光明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