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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明显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不从身体出发理解空间，就无法准确认识不同性别在空间中的不同处境。如何在承认两性空间体验身体差异性的基础上，改变空间建构的男性思维或中性思维，创造一种关怀女性需求、有利于两性平等共享空间的环境条件，将是促进城市发展进程中两性平等发展的重要途径。

    ■ 秦红岭

    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女性已经拥有进入和平等享用公共空间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公共空间中的男性与女性，不可能对空间的体验完全一致。公共空间的性别差异，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其一，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本质上是一种言说空间，应强调其性别完全平等，恰如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公共空间的整体概念是一个天生就超越差异的概念。其二，物质环境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应在强调空间自由与平等的前提下，正视并关注男女两性的身体差异。人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明显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不从身体出发理解空间，就无法准确认识不同性别在空间中的不同处境。

    漫游者与漫游女：公共空间使用的差异

    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一个概念漫游者（flaneur，也译闲逛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共空间中的性别差异。瓦尓特·本雅明在对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研究中，明确将漫游者作为一个重要概念，以此解读现代性城市空间，特指那些因为现代性城市的兴起而可以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观察和体验城市生活的人。19世纪20至50年代的巴黎， 拱廊这一建筑形式和公共空间兴起，成为了漫游者的天堂。

    从性别视角看，19世纪上半叶的漫游者显然是男性化的活动，与女性无涉。女性的身份特征和传统的空间规训使女性不能成为漫游者，她们从未被视为公共空间的平等占有者，她们至多是漫游者观看的对象。那个时期对女性身份特质的世俗界定要么是家庭主妇，要么是非正当行业的女人。

    19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城市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城市街道面向女性为主的百货商场逐渐兴起，使城市商业景观发生了剧烈变化，漫游女或女性漫游者（flaneuse）涌现了。由此，漫游者这一原本具有男性特质的形象，由于百货公司及购物广场的兴起，更多地为女性主义学者用以表示女性享用公共空间的过程。但是，绝大多数的漫游女充其量不过是经过街道从家里到百货商场购物而已，她们是消费型的逛街女性而并非以审美的眼光用身体观察和体验城市的漫游者。同时，她们虽身处公共空间，但往往无法摆脱男性的凝视，仍然是被凝视者的角色，而不是主动的凝视者。由此可见，漫游女与漫游者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公共空间的使用方面，从而也影响了两性对城市空间的不同感知。

    性别刻板印象：公共空间举止评价的差异

    有别于过去公共空间呈现为男性主宰的场所，20世纪后，经由城市现代化及妇女解放的推动，大多数女性拥有了成为真正意义上漫游者的自由，拥有了与男性一样平等分享城市公共空间的自由。然而，除了以舒适安全的室内百货商场和购物中心为典型代表的适合女性单独逛游的公共空间外，女性未必情愿或者能够成为街头等室外开放空间的漫游者。其主要原因，除去均质化的建成环境所带来的程度不同的性别排斥外，套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就是：女人的身体与男人的身体不同。

    从某种程度上说，女性在能否成为街头漫游者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如果女性顺从文化与习俗意义上的女性特质和性别刻板印象，那么，她们不应当无所顾忌地像男人一样享用公共空间，而应更喜欢待在私密空间，并且比男人更注重自我在空间中的穿着、姿势、举止和形象，即欧文·戈夫曼强调的身体的印象管理；另一方面，如果她们能够从主观上超越文化意义上的性别界限，不遵守父权社会的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规范，乐于、敢于像男人一样，在公共空间中无拘无束地自由行动，甚至或招摇或风骚以凸显个性时，她们往往又会面临较大的危机，例如，自身形象的负面怀疑、可能性更高的身体伤害、自行担负危险后果等。

    2012年6月，有关上海地铁公司提醒女性勿穿着暴露的微博所引发的争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冲突。无论人们对此类事件的看法有何不同，都折射出两性在公共空间中的身体差异与不同处境。

    女性的身体焦虑：公共空间感受的差异

    公共空间中充斥着的性别刻板印象及其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不利于女性更为自由与平等的使用公共空间，并使女性在公共空间中表现出比男性更多的身体焦虑，这种焦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被凝视的焦虑和身体安全的焦虑。

    所谓被凝视的焦虑，主要是指女性在公共空间的性别权力结构中总体上处于被凝视的地位，尤其是男性令女人感到不适的凝视，有可能降低女性在人群中的匿名性，使女性不由自主地不安与焦虑。对此，台湾大学的毕恒达教授对公共空间的性别差异有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不自在与威胁感，经常是以细微但具体的方式显现出来的。那是一种监督正当合宜举止的他人凝视和性别规范的内化，更在女人心目中造就了一种自我审视和检查的机制。

    同时，在公共空间中，男性的凝视还可能带有性别物化的意味，加之现代公共空间中无孔不入的广告媒介，尤其是各种美女图像往往以男性的欲望和审美为标准来消费女性的身体与特质，甚至不知不觉中传播和强化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由此创造出的视觉秩序仍然是使女性身体物化。这种性别物化，一方面，损害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强化了女性作为他者的观念；另一方面，则一定程度上促使女性困于这种男性支配的符号象征秩序中，产生身体塑造方面的焦虑。

    身体安全的焦虑，则主要是指女性身体对公共空间安全性的敏感与暴力犯罪的害怕，这种焦虑极大地改变了女性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同样的公园和街道，夜幕一旦降临，对女性而言便有可能成为充满危险和威胁之地，因而会主动避免单独逗留，尤其是一些容易发生袭击、抢劫、性骚扰、强奸犯罪的特定公共空间，如封闭而僻静的街道小巷、地下通道、地下停车场。此外，在拥挤的公共交通空间中，由于人潮推挤而产生的不适当的界限逾越和性骚扰隐患，也会使女性产生身体安全方面的焦虑。媒体报道的女性在公共场所遭受的一些人身安全新闻，如北京和颐酒店女性遇袭事件、女大学生单独出行在火车站遭侵害事件，往往又强化了女性对身体安全方面的焦虑。可见，即便社会赋予女性以平等的空间支配权，在现代公共空间的复杂环境中，女性实际上仍然无法获得与男性一样的空间自由。

    因此，如何在承认两性空间体验身体差异性的基础上，改变空间建构的男性思维或中性思维，加强城市空间规划和空间管理的性别敏感意识，创造一种关怀女性需求、有利于两性平等共享空间的环境条件，将是促进城市发展进程中两性平等发展的重要途径。

    （作者为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