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讲话也为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作者认为, 哲学对于女性学学科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女性学研究通过在问题的提出、概念的提炼以及理论体系的建立三个步骤上的哲学发问把现实与理论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联系起来，呈现出一种能动的、自我修复的、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态势，而这或许就是促进当代中国女性学健康成长的一条必由之路。
女性学研究起源于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对于女性学学科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托莉·莫娃认为，‘一个人必须质疑和困扰’实际上是哲学话语,因为哲学为所有其他话语制定了规则，并构成话语的话语。可以说，女性学研究问题的提出、概念的提炼以及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仰仗于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的哲学思维，哲学始终是女性学发展的更深层和更久远的理论资源。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哲学的争论与哲学的历史一样漫长，但许多人都会赞同一种说法：与其说哲学是一种知识体系，不如说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督促人们不停地怀疑性发问，并通过这种发问开拓出更大的思维空间，思考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性。对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憧憬和尝试也总让人满怀希望，不由自主地投身到改变现实的实践中来。就女性学研究而言，哲学发问大体上有三个步骤。

　　确立问题意识或导向
女性学研究的第一步需要有问题意识或导向。女性主义和女性学都有鲜明的追求平等和公正，尤其是性别平等和公正的政治初衷，女性主义运动及其思潮也与时俱进地呈现出女性的各种政治诉求。也正因如此，基于女性主义思维形成的女性学无疑地具有应用哲学的学科性质，要针对女性所面对的不同的社会现实发问，这些发问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以及哲学和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而旨在强调这些纯粹的理论研究要始终服务于它们所指向的和意欲解决的问题。
哲学从来不是中立的，因而女性学研究者始终可以在不同时空中追问谁的哲学以及为什么人的哲学问题。当代中国女性学研究的哲学发问或许有两个出发点：
第一，从身边的不公正开始。美国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人类迄今为止都生活在不公正的时代里。显而易见，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角度审视，当代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也是不公正，这就为女性学研究造就一个哲学发问的历史机遇：借助于性别的透视镜，人们会发现许多早已习以为常的现象实际上是关乎不公正的问题，女性学研究就是要针对这些不公正进行哲学发问和探讨，例如研究性别公正、环境公正、医疗卫生保健资源分配公正、教育公正，以及女性公平参政和就业等问题。女性学的发展和创新恰恰来自这些发问和由此而来的深刻哲学思考。滴水穿石，久而久之，这些研究自然会松动父权制的哲学基石，摧毁那些哲学遗老遗少们抱残守缺的疆域和领地，带来哲学思维和人类社会的积极改变。
第二，从女性的体验发问。女性主义强调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认为每一个人类主体都是处于多种权力和身份关系之中的差异的、具体的社会存在。然而，在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家苏珊·舍温（Susan Sherwin ）看来，尽管个体女性特有的体验非常重要，构成女性主义哲学的社会基础，但它们却无法构成哲学或者方法论。女性主义更需要关注个体女性体验的政治意义，不仅要提供新的真理，更应当锻造新的思维方式。

　　注重概念的建构
女性学研究的第二步是针对问题建构哲学概念。仅仅发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深入研究问题的根源、本质和解决途径，便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概括，要求有能够概括问题的概念。由于人们之间的差异和理论出发点不同，所进行的概括，所提出的概念也不同，同一个问题也可以有不同的概念，同一概念亦可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解释，但唯一相同的是解决问题的目标是一致的。黑格尔主张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哲学……它只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和兴趣。因而，每一个哲学概念的产生都会针对某个或多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女性主义思潮、女性主义哲学和女性学都是由不同的概念架构起来的，例如社会性别、女性主义、家庭暴力、性骚扰、易受伤害性、自主性、女性身份与权利等的提出都是通过哲学发问和概括建构起来的概念。
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指出，人类依靠概念系统进行的一切智力活动都有价值因素参加，道德价值关系到对于经验事实的观察、总结和描述，因此也具有客观真理性。科学和伦理学两种范式有着共同的价值预设：合理的可接受性，但伦理学或者道德的客观性只能在文化内部加以理解，特定的文化为道德提供合理的可接受的标准。因而，女性学研究所提出的各种概念也体现出女性主义价值观。当代中国女性学发展无疑地具有三个理论概念来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次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例如，女性学需要重新考察和解说传统哲学中的阴阳仁道兼爱法以及和等概念，不仅为我所用，也为当代世界女性学发展作出独特的文化贡献。再次是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需要有人做大量艰苦的翻译和解释工作，通过筛选、批评和分析把国外有影响的一些女性思想家、女性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引进到中国，用于概括、建构和探讨中国社会和女性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相似或不同的问题。在这种概念建构中，最为重要的是打造体现出中国文化，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和女性发展现状及问题的标识性概念，并以这些概念平等地加入到与国际女性学界的交流和对话之中。

　　基于概念发展理论体系
不同的概念所应用的哲学方法论不同，从不同的概念出发亦可产生不同的女性学理论体系。尽管女性学理论发展会呈现出开放的、多元的和百花齐放的局面，但不同的理论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性别或女性主义导向。
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活动，它以反思的方式思考哲学本身和人类的现实生活。美国哲学学会把批判性思维定义为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导致解释、分析、评估，推论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哈贝马斯也把批判性思维视为解放性学习，即要求人们把自己从被他人、制度或环境的强制支配中解放出来，学会洞察新的发展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需要基于这种批判性思维，把改变多重的等级制，改变人的观念与知识体系，消除性别和人类不平等，追求社会和谐作为奋斗的目标。同时，还是由于女性学的政治初衷和应用学科性质，它的发展并不把建设完美的理论体系作为目标，而是要让各种理论始终服务于社会和女性发展的实践，这就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是否有现实意义？所建构的概念是否准确地把握了被发现、被发问的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和概念所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能否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思路？

　　总之，女性学研究通过上述三个步骤的哲学发问把现实与理论，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联系起来，呈现出一种能动的、自我修复的、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态势，而这或许就是促进当代中国女性学健康成长的一条必由之路。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