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缘于某种时代的偶然性，一大批独生女从幼儿时期的家庭教育开始，即被塑造为精神和谋生技能双重意义上的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不幸的是，最终婚姻又构成评判她们人生终极标准。
在众多以花木兰替父从军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影视剧、动画的结尾处，往往乐于重现《木兰辞》篇末那个戏剧化的场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在这一时刻，花木兰换上女装，变回女人，象征性地终结她伪装而成的男性身份，亦同时终结与这一身份有关的所有责任与命运，甚至最终找到一位爱人获得情感归宿。这已经成为创作者与观众心目中，所能为这位女英雄安排的最为妥善的结局。正如许多言情小说、童话的末尾处那场盛大的婚礼一样，形形色色的花木兰故事也都不约而同地停留在了女主人公最为美丽且女性化的光彩照人的瞬间，而在这个瞬间之后，她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身处怎样的困境，则是不被关心，也不会被讲述的。
而网络小说《木兰无长兄》，却另辟蹊径，向读者展示了解甲归田之后的花木兰的生活图景。小说与网络女性主义的思潮相勾连，折射出独生女一代的现实处境，引发了对女性历史主体性的又一轮反思与追寻。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网络独生女一代的现实处境
《木兰无长兄》的女主人公，是出生在现代的女法医贺穆兰，一次偶然的事故，使她穿越到了年过三十，赋闲在家的花木兰身上，却不幸见证了这个女英雄生命中最暗淡的时光。再没有金戈铁马，也没有武功赫赫，她以男性身份取得的策勋十二转，在她回归女儿身之后，全都成了无用之物。她开始被催婚，被迫与鳏夫、屠户之流相亲，天生神力又相貌平庸的她，在婚姻市场上陷入无人问津的窘境。
从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到大龄剩女、被迫相亲，这条无奈的生活轨迹，几乎与身为女性向网络文学主流读者群体的独生女一代完全重合，是她们生命经验的复现。
在《木兰辞》中，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缘由被描述为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上无兄长，弟弟年幼，这是花木兰的苦衷。而当下的独生女一代，从降生之日起，便注定会为她们未曾出生的兄长和永远不会出生的幼弟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一个没有男性后代的家庭里，为了在父权制的财产所有制之下守卫家庭财产，唯一的女性后代有时会代偿性地担当起男性后代的责任。因此，在独生女家庭中，传统多子女家庭所袭用的性别分化的家庭教育模式也逐渐开始崩溃。独生女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被鼓励学习家政技能和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做准备。反而被鼓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升学和就业竞争中，与他们的男性同龄人争抢资源。
就这样，缘于某种时代的偶然性，一大批独生女从幼儿时期的家庭教育开始，即被塑造为精神和谋生技能双重意义上的女扮男装的花木兰。而讽刺的是，当她们终于成为了合格的儿子，却并不会因此赢得应有的赞赏，反而忽然间被期待再次变回女儿，换上女装，去相亲、去嫁人，重新从婚姻中，寻找身为一个女性的价值感来源和最终归宿。
这种怪异的生命经验，凸显出两套不同的价值观与评判标准作用于每一个独生女个体时所引发的剧烈冲突。当她们被要求成为儿子时，学业与事业的成就是评判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但不幸的是，她们同时也是身为女儿身的儿子，于是婚姻的质量又构成评判她们人生成功与否的终极标准。
建国初期，中国女性也曾在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层面，被赋予与男性等同的权利。在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的感召下，她们纷纷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各行各业做出了不亚于男性的成就。却最终陷入了不扮演男人，不遵从男权社会的规则就无法证明自我价值的花木兰式困境。同时，她们在社会生活层面的成功也遮蔽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全方位地承担主妇职责，经营婚姻生活，及为此而付出的远超于她们配偶的心血与努力。对于这一代女性而言，婚姻幸福终究仍是她们最核心的价值感来源。这次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妇女解放运动，虽以简单粗暴却卓有成效的方式打破了既有的性别秩序，却注定是一场不够彻底的、未完成的革命。
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网络独生女一代与建国初期的女性不同，她们并非被忽然赋予了与男性等同的权利和机会，而是从她们年幼时，就被刻意教养为男性，身处男权社会的规则之中而游刃有余。同时，她们也是家庭财产的唯一继承者和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不需要被男性奉养便足以安身立命，这使得婚姻在她们的生命中再也无法成为一种价值感来源和必需品。
于是，当花木兰的故事被再一次重述，它所面对的受众独生女一代，虽然似乎仍旧深陷花木兰式困境，但这一困境的具体内涵与建国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被迫抹平性别差异成为男性转移到了被迫将婚姻作为价值感最终来源。这一点，除在《木兰无长兄》这部作品中有所体现之外，近年来女性向网文中女扮男装、从军题材的悄然流行，也是这一思潮的最佳佐证。同时，在女性向网文的发展史上，亦可梳理出一条与之存在紧密关联的，反思追寻女性历史主体性的创作脉络。
谁说女子不如男：女性向大历史写作与妇人之仁的社会价值建构功能
不愿将婚姻生活作为人生唯一的价值来源，也就意味着，独生女一代中的许多个体，都渴望在婚姻之外，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而以独生女一代为主要创作者和主流受众的女性向网文，由于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网络环境中，逃离了现实中的性别秩序和男性目光，自然而然被视作一处绝佳的试验场，为拓展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女性向网文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类似的尝试曾零星浮现于某些职场小说（如《杜拉拉升职记》）之中。而在女性向历史题材小说（或可称为女性向大历史写作）里，对女性自我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则较为清晰地呈现为一条反思与追寻女性历史主体性的脉络。《木兰无长兄》正是这一创作脉络中的集大成者。
这条脉络源自以沧月、步非烟等作者为代表的大陆新武侠女性作者群的创作。她们一方面继承了港台新武侠作者对历史题材的关注，另一方面，身为女性的她们，必然比男性作者更有意于描写具有历史主体性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创作大多采用架空历史或创世的设定，因而不必刻意遵循某种作为既定历史事实的社会性别秩序，并能够不动声色地为女性在历史舞台上的活跃预留出空间，而不必解释原因与条件。因为整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已默认了在这一特殊的时空中，女性介入历史、与闻国政的合法性。在热播电视剧《琅琊榜》的同名原著小说（起点女生网，2006）中，多位女性角色以将军、谋士、官员的身份，身着女装上阵杀敌、出入朝堂而面无异色，便有赖于这部作品的架空历史设定。
作为这一创作脉络的延续，女尊文随即兴起。借助架空历史或创世的设定，作者有权力自行设计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包括性别秩序、婚姻制度等，能借助各种颠覆性的想象，构架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时空。在女尊文的设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天然地高于男性，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男尊女卑而是女尊男卑。女尊文的代表作《山河赋》（晋江文学城，2009）就花费了很多笔墨设计作品中的各种社会制度。例如，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中，虽然文字、服饰、器物等都很接近古代中国，但家族继承实行嫡长女制，婚姻制度允许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所有平民不分性别都享有受教育权。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必然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婚姻。
然而，这种颠倒阴阳的设定，无非是将原本的性别秩序逆转过来，将女性写成男性，男性写成女性。矫枉过正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反而更加妨碍了对女性生存困境和自我价值实现进行真正有建构性的思考。女尊文的创作者们，也迅速地意识到在这种女尊男卑的设定里，男性所受到的压抑和不公正对待。
这次尝试，与建国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内在的相似之处。通过一种前置的设定强行为女性介入历史、步入朝堂提供合法性，与通过政令和法律强行宣布男女平等，都只是一种由外而内的不彻底的未完成的解放。女尊文所需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无法真正建构和想象出一个以女性为主导的社会，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形态。以及这样的社会形态在形成的过程中，如何整合女性独有的生命经验，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将男女两性的权利秩序颠倒过来。
于是，这条以反思追寻女性历史主体性为目的的女性向大历史写作潮流很快就因遭遇瓶颈而逐渐沉寂下来。
《木兰无长兄》的创作，正是延续了业已衰微的女性向大历史写作脉络，并尝试为解决这一创作脉络面临的困境交出一份自己的答卷。
在小说中，穿越为花木兰的现代大龄剩女贺穆兰获得历史主体性的途径，是重走从军路，积累军功。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通过严格遵循男权社会的秩序与规则，像一个男人一样拼死战斗，她获得了皇帝拓跋焘的信任。但故事进行到此，不过再次陷入古老的花木兰式困境，似乎女性在婚姻之外的自我价值，只能通过扮演男人来实现。
直到贺穆兰用男性的方式拼杀到顶点之后，她身为女性的生命经验和穿越者的独特视角及平权思想，才终于得以凸显出来。贺穆兰身处的北魏时期，国策是以武立国，府兵制则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套充满男性话语的政治体制之下，许多创痛被赫赫战功掩盖，伤疤变成了光荣。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军户意味着荣耀，但一道不容违抗的军书也可能制造又一个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或又一个被逼上战场的老弱残兵。而身为女性的贺穆兰，却能凭借她的妇人之仁，凭借由她性别所赋予的天然的弱者视角，清楚地看到鲜卑军户世代从军悍不畏死的精神传承背后，那些被遮蔽的破碎家庭的生存境遇。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这种妇人之仁的价值建构作用越发变得举足轻重，这不是假惺惺的圣母做派，也并非缘于懦弱与恐惧。她是战场上的王者，亦心怀母性与慈悲，北魏虽大，却只有一个贺穆兰，能一边抚恤失去亲人的孤儿们，一边反思支撑着这场战争的整套军事制度。
在小说的最后，贺穆兰受皇帝拓跋焘的指派，重新确定军籍，彻查军户，同时摈弃对汉人、杂胡人的民族歧视，吸纳鲜卑人以外的军户，大力改革府兵制。她除了扮演男人之外，终于领悟到如何运用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去化解一个男性化的制度之中隐藏的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看，贺穆兰其实同时具备男性与女性两种性别，她用自己男性的那一面获得了历史主体性，却又用独特的女性经验，证明了自己的不可替代，证明了女性作为历史主体存在的合法性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惟其如此，女性才不会成为可有可无的，只有通过扮演男人才能介入历史的空洞的能指。这也正是针对过往女尊文创作中的遗留问题，所进行的某种尝试性解决。
在小说中，作者将花木兰设定为维系北魏国运的关键人物，并将决定国运的关键节点，设置在了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的那一刻。在小说的前半部分，由于花木兰选择了不用尚书郎，辞官回家，因而导致了北魏国运的衰亡和一系列社会动乱。直到她的肉身被穿越而来的贺穆兰占据，并被道士寇谦之送回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时间点，重走从军路，继而领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在又一次经历可汗问所欲时，选择了木兰要当尚书郎，这才将整个历史的走向，导向了更加光明的未来。
天下气运，系于一身，这样的剧情看似荒谬，但它所隐喻的，其实是以花木兰为共名的千千万万女性，在充分运用她们的天赋能力与独特的女性经验，实现她们在婚姻之外的自我价值之后，所能够释放出的扭转乾坤的能量。
安能辨我是雌雄：女性向网文的性别革命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女性向网文中的女性主义倾向和它直面女性现实生存境遇并寻求解答的不懈努力。然而，女性向网文与1980年代后期在新启蒙与现代化语境中引发广泛讨论的女性文学概念及1990年代以中产阶级知识精英女性为主体的女性写作之间，却并无传承关系。作为一种商业导向的文化消费品生产，它所继承的是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地区广为传播的，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一系列大众流行文化和青少年亚文化的传统，如港台言情小说、日本少女漫画、东亚各国各地区出产的偶像剧等。
同人店女性向分区
在过往的偏见中，商业导向的、消费主义的大众流行文化很大程度上指向对于刻板的庸俗的女性形象和性别秩序的附和。在女性向网文的创作中，确实存在大量符合这种商业逻辑的作品及人物形象。然而与此同时，具有女性主义倾向、性别观较为进步开明的作品同样数不胜数。事实上，本文着重讨论的作品《木兰无长兄》，恰恰是这个商业生产机制中遴选出来的，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与伴随独生女一代出现，并与女性向网文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文化现象，网络女性主义有着很大的关联。
在网络女性主义兴起之前，中国尚不曾发生过独立、自发且全面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对于建国初期的那一代中国女性来说，她们获得的解放是未完成的，她们的女性话语与女性身份也被强行抹去，隐匿于不可见的家庭生活之中。198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译介，精英知识阶层开始在理论层面讨论各种性别议题，但这种讨论却并未延伸出具体的妇女权利运动。直到1990年代以后，消费文化兴起，女性作为重要的受众群体，也被卷入其中。
到了独生女一代，如前文曾论述过的那样，这一代人正时刻体验着无比撕裂的性别经验。在大龄剩女的污名之中，在就业歧视与无数要求女性重回家庭的舆论中，女性的生存空间被一步步挤压，这也就意味着，一场彻底的女性主义实践和讨论已无法回避。而这种实践和讨论很大程度上难于以实体的形式存在，网络舆论场便成为了最理想的言论空间。
网络女性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话语机制往往并不明显地涉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引介或建构，但却具有很强的网络性。在网络女性主义的诸多类型之中，最常见的一类便是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网络讨论。围绕着层出不穷的新闻话题，网友们生产出大量符合网络的媒介特性，又含有一定女性主义视角的网络短评，不断地揭露、戳穿日常习见的性别歧视与偏见，对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用户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女性主义科普。还有一类网络女性主义则善于通过创作绘画、剪辑视频，用美好的视觉体验颠覆既有的性别秩序。
而女性向网文和网络女性主义处在同一个网络空间之中，共享着同一批参与者，即独生女一代。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信息和话语资源的沟通与交换。恰好在《木兰无长兄》连载之中和之后，网络空间中也悄然兴起了一场挖掘被埋没在历史中的杰出女性的运动。如2015年陆陆续续出现的对辛亥革命前后妇女运动领导人史料的罗列，及2016年初对二战时期后方女程序员们卓越成就的挖掘与复现。这些网络女性主义的热帖与女性向网文中反思女性历史主体性的创作脉络相呼应，同时也为独生女一代探索婚姻之外的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事实支撑。
互联网的普及为女性向网文和网络女性主义提供了发表平台与言论空间，女性向网文则为网络女性主义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时代的因缘际会中，它们与独生女一代相遇，成为承载独属于这一代人的欲望、价值、深情与理想的容器和培养皿，并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从中生长出过往几十年、几百年也未曾生长出的强大而坚定的女性意识与平权思想。因此，在此时此刻，也惟有在此时此刻，回望来时路，重赋木兰辞，又何须再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要当尚书郎，千千万万的花木兰们，更有属于她们的星辰大海。 （文/高寒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