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端传媒近日发表一篇《女权主义如何面对社会底层的性别歧视？》引起内地广泛争论。作者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孙金昱就奥运期间体操运动员商春松和其后演员徐婷接连爆出被原生家庭吸血的事件，以及其引发的公众对底层重男轻女和农村家庭对女儿压榨的愤怒，提醒今日的女权主义者：在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们呼吁女性在家庭中获得应有的经济保障、自由发展权利以及与男性家庭成员平等的地位的同时，有着走向歧视底层的巨大危险。

    很久以来，凤凰男以及其所代表的家庭成为公众舆论中歧视的重灾区。贫穷家庭如何选择生育、如何决定家庭内部的分工、家庭资源如何分配等都会成为被审视和批判的对象。在孙金昱看来，贫穷往往让性别问题更为尖锐地凸显出来。需要承认的是，因资源和机会有限，底层的性别不平等体现为对女性更为严重的剥夺，并且，性别不平等与性别压迫容易借传统之名，得以光明正大地延续。然而，作者提出今天流行的女权言论之危险性在于，把所有不平等问题归因于贫穷，并以敌视底层为代价来实现平等。比如，流行的言论有穷还生什么孩子、绝不供养哥哥弟弟、凤凰男绝不能嫁。这背后所暴露出的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逻辑是：抨击乃至消灭底层的生存方式；或与这样的原生家庭抗争到底；抑或与底层保持距离以免与被压榨。

    孙金昱进而指出，今日流行的女权言论对凤凰男们的批判，更多集中于他们的出身和经济背景。然而当精英阶层的男性发表歧视女性言论时，却往往被认为是个人行为，鲜少与其出身频繁挂钩。这种双重标准正将穷人变为女权的直接敌人。与此同时，网络舆论中更展现出精英女性以自身的生活方式对那些普通女性，以及还未基本生活烦恼的底层女性做高高在上的指点与审视，声讨很多女性年过中年丧失求知欲、活得不够精致。这样的言论展现出的是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局限性对性别压迫之外的其它不平等缺乏敏感。贫穷是各式各样不平等的结果：天赋的不均、政策的倾斜、不公正的分配体系、人为的歧视和区隔，不该成为底层的罪状和歧视底层的缘由，因这种对底层男性的歧视一定会蔓延到底层女性。作者最后总结道：单单聚焦于某个社会群体，对他们所处的整体环境和结构毫无体察和反思，甚至寄希望于将某一社会群体彻底隔离来打破不公正的秩序，恰恰走向了女权的反面，是在建立新的歧视和压迫。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董一格紧接着在公众号《女权》发文《评论女权的正确打开方式》反驳孙金昱一文。她指出，孙文混淆了泛网络舆论、女性言论和女权言论。

    首先，孙文中污蔑穷人、与阶级压迫沆瀣一气的言论在董一格看来，更多是女利主义的女性言论，而非女权言论。是一些拥有话语权的女性，挪用带有赋权意味的女权话语为自己争取现实利益，而她们所追求的利益可能与女权所追求的社会正义与公平背道而驰。

    第二，董一格指出，孙文中提及的对待精英阶层男性和底层男性的双重标准，是泛网络舆论，而非女权言论。在董一格看来，普遍社会舆论中产生的对权力的谄媚和对精英男权的遮蔽，是深深根治于整个社会的，甚至是超越国族的一种普遍现象，女权运动深陷这样的困局，但不等于是这个困局的始作俑者，而且在事实层面，很多女权者都在声讨这些现象。

    第三，孙文中精英女性对底层女性审视的舆论，在董一格看来，和女权言论毫无瓜葛，反倒是女权主义常常批判的消费主义营销，被用以佐证女权主义者的阶级原罪，是不公允的。

     董一格在文中指出，女权主义团体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一直在关注底层女性。从老的农家女到新的尖椒部落，从农家女分田问题，到打工女性生殖健康，以及边缘的拉拉群体的亲密关系暴力问题……女权一直在和底层结合。作者指出，情境化地去理解社会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运动主体夹杂在父权、资本、国家多种力量之间，这些力量不可能被同时击溃。在一时一地，总是要做临时的取舍、排序这不等于她们在长久的战略上，看不到多重压迫，不等于会僵化固化战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