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并不能消除性别不平等：贫困并不是性别歧视的原因。
    经济改善，有时候能缓解性别不平等的程度。从就业率上看，从依靠肌肉的农业社会转向第二产业为主的工业社会，甚至是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女性的就业率会大大提高。Galor和Weil（1996）对此有一个精辟的解释。女性在脑力密集型工作上有相对优势，而资本会提高脑力密集型工作的相对收益；社会增长需要资本量的增长，这会缩小男女工资差异，并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女性参加劳动力市场。除了就业率，女性接受的教育也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而提高。Pitt 等人（ 2012）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社会在密集使用大脑的产品有更高的回报的话，女性受到的教育不仅会大幅增长，还会超过男性受到的教育。
    不过，仅仅改善经济，是不能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有时候甚至并不能缓解女性被歧视的程度。众所周知，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但是男女收入差距却一直在拉大。李思磐在那篇颇有争议的《多少对穷人的羞辱，假性别平等之名而行》中写到：相对于男人，中国女人比20年前更穷了不只是一点。中国女性在业者的劳动收入多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年均劳动收入仅为男性的67.3%（城市）和56.0%（农村），比20年前差不多降低了20%；而在财产性收入方面，女性更是只有男性的四成左右。 除了平均水平，中国15岁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已经大幅度下降了（见下图）：1990年为72.7，2014年为64%；女性在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比率已经从1990年的45%，以逐年下降的速度，下降到2013年的43.9%。

    1990-2013，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

    另一个例子是国家之间的比较：经济的富裕，并不能保证女性的地位更高。相比较于2015年中国8000美元的人均GDP，沙特阿拉伯2015年人均GDP为2万美元，但是沙特阿拉伯的男女不平等远远高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1-2013年不到2%的沙特女性参加了第二产业（这一指标，中国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40.5%），与此同时，男性参加第二产业的比率为28%左右；在非农部门中，2011年沙特的女性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14.2%，2013年下降到13.8%；2011-2014期间15岁以上的劳动力参与率，女性为18%-20.2%，男性为75.4%-78.4%。

    女性在职场上的晋升天花板，家庭暴力，买卖婚姻，父权文化，从父居，这种结构性的文化构建，本身不可能单单因为经济增长而有改变。中国特有的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分化，加重了逆转性别歧视的复杂：2010年城镇户口女性社会养老保障享有率为73.3%，农村户口女性这一比例为31.1%；农嫁女在土地和家庭财产上受到的歧视，一直是女权主义者的社会学者最关心的议题之一。

    在理解贫困和性别歧视的关系上，关键是因果关系。性别不平等导致了性别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这种贫富差距本身并不会随经济发展而有直接的变化，因为性别不平等没有改变。如果只是单单的提出解决贫困问题，或者促进经济发展，性别不平等一定会得到缓解，这是因果关系没搞清楚。扶贫本身若没有性别的针对性，对女性处境不会有太多的改善。

    在Nancy Qian那篇著名的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中，文章论证的并不是女性收入增长改善了女性的处境，而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提高，改善了女性的处境（女孩接受教育年限增长，新生儿性别比更加均衡）。相对收入的提高，意味着地位（bargaining power）的提高，地位提高直接改变了男女不平等的程度。

    本纳吉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类似意思的例子。他给致力于给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潘达纳公司做政策评估，选取了52组潘达纳公司入驻的社区，还有52组未被潘达纳公司入驻的社区。结果表明，在有小额贷款入驻的社区里，家庭总体上的福利增长了。不过，与此同时，这些家庭里的女性则表示她们没有获得更多的权力，她们依然不能更多的控制家庭消费。

    更可怕的是，女性经济地位的相对提高，是不受既得利益群体欢迎的。这意味着，只改善贫困，对女性处境的改善往往没有太多帮助。Ferrara等（2016）一篇针对非洲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研究发现，这样的女性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暴力：在经济上非常活跃且独立，在家庭里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的能力，继而威胁到丈夫的利益。

    性别不平等也不利于贫困的改善。因为女性在家庭中地位更低，更少能够在资源的分配上有话语权，因此，即使家庭整体收入提高，实际上和女性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改善贫困的成本/收益上，女性不可能达到最优。Armand，Attanasio等人的一项实证研究（2015）支持了这个论点。

    在这项针对马其顿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实验中，实验者让女性选择自己获得现金X，或者选择让配偶获得现金Y（X比Y要小）。实验最终要确认这么一个数字，女性选择X或让配偶获得Y没有差异。结果发现，女性更愿意自己接受现金X，然后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权力。这一结果表明，著名的单一效用模型（unitary model）是不符合现实的，即家庭里的女性效用函数和男性效用函数是不相同的。不过，一旦女性经历过一轮资助，即她在家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之后，她更愿意让配偶获得更多现金的Y，即让整个家庭获得更多的现金。这意味着，性别不平等的改善，会改善整个家庭的利益。

    二、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和体制：女性只能分担损失，不能共享收益
    文化决定了人们在观念上对事情的排序；体制决定了实际上的资源分配的排序。经济本身的增长，对这种排序的改变是无能为力的。
    性别问题上，文化决定了男孩偏好，这意味着非正式的机制安排是将男孩的需求排在前面的；体制则将资源（金钱资源、土地资源、教育资源、工作和升迁机会、家族遗产、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犯罪的成本等等）倾斜于男性，甚至将女性物质化、财产化，这意味着整个正式的机制安排，资源所有权的正当性是属于男性的。
    （1）来自男孩偏好一个例证：文化偏好的坏结果，却由女人承担
    男权社会的文化偏好是男孩，男孩偏好。这种偏好一定会导致男性供给过多。这种偏好加上计划生育，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衡。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15岁以上未婚男女比例，所有城市的男性都 大于女性，在北京、上海，每100名未婚女性分别对应了116和123名未婚男性，广东城市地区这一数据则是130，湖北、安徽、和江西城市地区则超过120；农村地区这一数据更加惊人，北京和上海的农村地区，这一数据为142和154，浙江农村接近180，湖南农村为160，云南、广西农村这一数据超过180，重庆、内蒙古、贵州这一数据超过170。既然男性相对女性过多，那么理性的做法自然是减少男孩的供给。事实是相反的，这种性别失衡并没有得到改善。根据2010年的数据，0岁的婴儿，男婴：女婴为1.18；1-9岁的男孩：女孩为1.19。详细情况请见下表。婴：女婴为1.18；1-9岁的男孩：女孩为1.19。详细情况请见下表。

数据来源：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男孩偏好造就的性别失衡问题，再一次要求女性承担后果了。女性被再一次要 求回家，放开生二胎的舆论再起。在这几年的人口危机呼吁中，女性生育率开始缓慢上升了。尽管如此，男孩偏好导致的人口失衡问题，并不会因为生育率上升得到解决。事实上，2000年之后中国生育率缓慢上升，和性别越发失衡是同时进行的。1960-2014 中国生育率

    （2）相较于贫困问题，性别平等是更为基础的问题：要区分贫困的性别群体
    性别歧视是比阶级差异更为本质的东西。在同一个阶层里面，女性群体的地位都在男性群体之下。女权要改变的、要切断的是每一个阶层的性别歧视。在这一过程中，本来被垫在脚底下的女性，不再接受同一阶层男性的歧视，自然损害了男人的利益不过这利益本来就没有正当性。尤其是所谓的穷男人，他们的贫困不可能赋予这种损害任何正当性。

    由于女性本身的发展也受到阶级本身的压榨，因此，女性权益与推动社会政治公平本身也是有关的。但更重要的是，阶级上升通道变的更加通畅，与每一阶层的性别结构如何改进，是不相关的。男权社会是铁板一块。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只有阶级问题，而没有性别问题。男性的贫困，不会有文化上的制约，只存在政治阶层的权力分配公不公平的问题。相对应的，女性的贫困，首先一定要突破直接的、上一层的性别压榨，然后才可能存在有多大可能性上升到更高一层的阶级。

    总而言之，性别结构是文化的内容和体制的安排。可以用一张性别地位金字塔图来简明化这一层关系。
    以上逻辑的推论，我们可以从现实的经济增长和性别差异的比较得到验证。经常发生的是，经济增长了，越来越多的中产出现了，但是性别收入差距却更大了。比如，前文所述的中国经济增长和男女收入差距拉大，比如，中国和沙特的男女不平等程度的比较。

    因此，在贫困的问题上，是要区分性别群体的：男穷人，女穷人。如前文所述，如果单单说一个改进穷人的处境，往往只意味着没有性别的改善，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处境不会有提高。如果反过来专注于改善女性的权益，结果会对所有人都有益。

    性别不平等的改善，有助于整个家庭收益的增长。在非洲许多家庭中，同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各自在不同的土地上种地。Udry（2000） 实证发现，那些被女性耕种的土地上的粮食，远远不及男性种植的密集。他估计，由于生产资料（比如化肥）分配缺乏效率（男性分配的更多），导致总产量损失了6%。
    相对男性，女性不只考虑自己的消费，她们会从整体上考虑家庭的需求。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非将养老金扩大到黑人群体。这是一笔非常巨额的现金，养老金的数额是当地平均收入的两倍。
    Duflo（2003）发现，接受现金转移支付的性别，影响了转移支付的效果。如果是女性（奶奶或外婆）接受了这个转移支付，那么这个家庭的女孩子的健康程度（身高和体重）会大幅度改善，这个家庭的男孩子的健康程度也会有些许提高。但是，如果是男性接受了这个转移支付，这两个效果都不存在。

    注：这篇评论有三个部分。本文是第一部分，贫困、性别和阶级 By 吴华丽 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