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将平等的劳动权视为女性获得经济自由的条件。无论城乡，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都远低于发达国家。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性别差距开始拉大。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看出，25岁~54岁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84.1%，男性为97%。到2005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到69.5%，男性虽同样在下降，但仍高达90.9%。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结构变化使新增劳动力减少，经济增长变得动力不足，寻找劳动力资源成为紧迫的任务。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吗？我们首先要弄清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

   受教育时间延长，使年轻人口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养老保险扩大覆盖面吸引大龄劳动者退出市场。但这些因素只能解释劳动参与的一小部分变化。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出现在生命周期几乎所有阶段上，甚至是25岁~44岁这个黄金年龄阶段。本文从城镇家庭面临的环境变化以及改变市场和家庭的选择入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变化的微观基础，发现已婚女性进入家庭是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最重要贡献因素。

对女性市场参与变化的解释

   计划体制下，城镇劳动制度把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了：低工资决定了夫妻只有同时就业，才能养活一个家庭。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这个过程长期持续且惠及几乎所有家庭。工资水平提高，吸引家庭成员减少闲暇和家庭劳动，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增加工作时间以提高收入，这是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工资水平提高，意味着家庭收入增加，可购买更多物品，享受更多闲暇，投入更多家庭劳动，减少市场工作时间，这是收入效应。家庭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调整家庭成员的时间配置，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这两个方向相反的效应谁占主导地位，最终决定了家庭成员的时间配置方向。

   传统家庭模式下：丈夫参与劳动力市场，妻子根据丈夫的收入决定自己的选择，丈夫收入提高，会诱导妻子减少市场参与。

    改革开放初期，城镇本地女性劳动供给已达到最大水平，提高工资并不会增加劳动供给，只能诱导她们从市场退出。然而，工资水平提高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增加，城镇本地劳动力的供给却在减少，那么，谁来填补这个供求缺口呢？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由于存在城乡工资差距，打破城乡分割体制就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

    城镇就业者增速惊人，从1978年的9514万增加到2014年的39310万。近3亿新增就业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几乎全部被城镇市场所吸纳；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部门转移。但城乡分割体制被打破和劳动力流动并没有终结户籍制度，城镇人口被分割为两个群体：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

    当城镇工资水平持续提高时，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作用群体是不同的：替代效应表现为外来劳动者进入城镇就业，增大了全国城镇非农就业的规模；收入效应体现在城镇本地家庭增加闲暇和家庭劳动的时间，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的市场参与。城镇本地女性人口的市场参与在下降，但外来女性人口的市场参与却保持高水平。

    为检验市场工资提高诱导妻子退出市场这个假说，本文做了三个能够用经验数据检验的推论：第一，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在率先改革开放地区，工资最先出现增长，那里会最先发生收入效应引起的（有配偶）女性市场参与下降。第二，由于户籍制度得到长期保留，工资上涨引起的替代效应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而在城镇本地人口中，收入效应引起的市场退出会更多。第三，城镇外来人口是受工资上升所吸引，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群体的市场退出会更少。

研究策略与主要发现

    本文使用1982年~2005年的人口普查或1%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来检验以上推论。将20岁~59岁人口群体作为观测对象。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汇总数据和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微观数据作为辅助，以增强本研究的可信性。本文对城镇人口的活动类型做了新的分类：把工作和失业视为市场参与者，另一类是家庭劳动者。本文以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这个巨大的自然实验作为构建控制-干预框架的基本机制。

    当城乡分割壁垒被打破，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提高，对城镇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城镇家庭面对工资上涨时，因劳动力资源已经完全处于市场上，在扩展边际上不会再发生替代效应，只能产生收入效应；而城乡壁垒的打破，对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村迁移者来说，则是扩展边际上干净的替代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缠结在一起的技术难题，通过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这个外生冲击，得以有效地剥离开来，使我们能够观察这两个效应分别作用于不同的市场主体，并能解释30多年来，城镇女性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的劳动参与率。

    本文的数据结构特征可以分为改革前与改革后；城镇人口被制度区分为：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这样，本文就可以构建一个严格的控制-干预框架来识别因果关系。

    改革开放导致城镇劳动力市场发育在地域上有先后顺序。东部沿海地区市场最先发育和工资增长，广大中西部地区随后发育也出现工资增长。区分市场发育的先后，使控制-干预框架得到扩展，对前文的推论做更严格的检验。

    本文将目标人口群体中所有女性和男性作为观测对象；根据是否有配偶，划分出四个次级群体：有配偶女性；无配偶女性；有配偶男性；无配偶男性。显然，无配偶成年男女，都会以市场参与为最优先选择。无配偶女性，可视为有配偶女性的参照组；无配偶男性是有配偶男性的参照组。用双差分模型来捕获有配偶女性市场参与变化。

（1）观察市场参与的时间变化。与无配偶女性相比，20岁~49岁有配偶女性群体，1990年的市场参与概率比1982年下降了4.2个百分点；2000年则比1982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年轻人口更容易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20岁~29岁有配偶女性群体，1990年的市场参与率相对下降了6.8个百分点；2000年，下降了13.6个百分点；2005年，下降了14.2个百分点。在年龄较大的队列，出现市场参与率下降的时间较晚，下降幅度也较小。在接近退休的50岁~59岁队列，则没有出现下降。形成对比的是，有配偶的男性群体，则没有出现市场参与率的显著下降。

（2）观察市场参与的地区差异。改革开放的地区差异是个重要因素，本文将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视为最先改革的地区；将北京市和上海市，视为改革初期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如果收入增长诱导有配偶女性退出市场，这6个省份应最先观察到。

    在东部6省市，有配偶女性市场参与率在1982年~1990年之间，就下降了3.4~4个百分点；在其他省市，1982年~1990年几乎没有变化。到2000年，东部6省市的有配偶女性下降了10个百分点，其他省市的只下降了6.6个百分点。

（3）观察不同人口群体的市场参与。城镇本地人口中，有配偶女性的市场参与率下降幅度更大，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东部6省市或其他省市，都呈现一致的变化方向。

    城镇的外来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不会受到收入效应的影响，构成了一个良好的证伪检验：无论是全国样本，东部6省市还是其他省市样本，外来人口中的有配偶女性，市场参与率都没有下降，甚至还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