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当前，中国人口发生深刻转型，中国女性人口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期。在此背景下，中国妇女研究会人口与发展专业小组策划了“新时代女性发展与性别平等——以“七普”数据为例”圆桌论坛。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的几位专家以七普数据为原点从不同角度做了发言分享。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杨菊华主持。

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杨菊华及李延宇、王苏苏以《女性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变动趋势分析》为题，以普查数据为基础，借助描述性的分析方法，从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方面总结归纳了我国女性人口的发展特征，提出了女性人口发展值得关注的问题、思考与建议。他们指出，在数量方面，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女性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上升。2010年以来，高龄人口中女性的比重上升，出生性别比下降，反映出女性生存状况和健康水平的进步性变化。在素质方面，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均持续改善，人口素质不断提升。在人口结构方面，女性少儿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女性老年人口增长更快；不过，在过去十年中，育龄夫妇规模以年均约500万人的速度持续减少。在社会结构方面，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依然较高，职业声望方面的性别差异大大缩小，特别是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的占比高于男性，但在党群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女性占比较男性还有较大的差距。女性的初婚年龄明显推迟，初育年龄不断延后，高龄产妇增加。在分布方面，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大量农村女性向城镇迁移，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和人口性别结构产生差异。

杨菊华教授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人口在过去的40年中发生了很多积极变化，总体规模增长，增幅加快，性别结构趋于平衡；人力资本明显增强，社会保障水平大幅提升，职业声望也得到改善，两性经济社会地位差距大大缩小。同时，也要看到，女性人口和性别平等发展仍然具有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特点，包括职场的性别歧视，工作和家庭平衡以及婚姻家庭的一些问题；而且，育龄妇女人口还将持续减少，直接或间接对人口总量充裕形成挑战。在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更好地推动性别平等，解决女性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全方位的男女平等来收获新时代的性别红利，将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陈卫教授以《中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变化》为题，根据几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并呈现了中国女性的初婚模式指标，包括初婚率、初婚年龄、一孩生育率等，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陈卫教授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婚姻推迟是一种全球化的趋势，现代化必然会导致婚姻的推迟。在将初婚年龄与现代化指标（人类发展指数）拟合后发现，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婚姻推迟越严重。例如欧洲、亚洲、非洲就处于不同人口转变的阶段。

陈卫教授指出，中国婚姻正在进入一场革命。中国现代的婚姻是在由早婚向晚婚过渡，女性初婚年龄的上升，教育结构的驱动占主导力量。但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人无论男性女性的结婚年龄仍然是比较年轻的。如果以日本、韩国、欧洲作为参照标准，中国未来的婚姻推迟还有很大的空间，未来的5-10年会继续保持这一趋势。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郑真真以《重新认识老龄时代人力资源——七普数据中老年女性人口初析》为题，指出我国50-69岁的“低龄老人”群体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受现有制度和文化传统影响，这一年龄段女性很多早早退出劳动力市场，有的在家中成为主要家务劳动者和照料者，有的则到非正规领域继续就业，成为“斜杠老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力资源浪费。研究显示，城市和农村这一年龄段女性的共同特点是健康状况良好，城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生活有保障；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略低，生活来源存在问题，在业率较高。城市低龄老年女性的人力资源仍有进一步调动的空间和潜力。

郑真真教授指出，老年人既是发展的受益者，也为发展贡献力量。高龄化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共同挑战，我们要根据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特点，分步应对。首先是男女同龄退休，要同时考虑性别差异、年龄性别相适应的工作岗位调整。再下一步是延迟退休，要考虑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提供充足的退休后再就业机会和灵活选择。此外，推动家务和照料的社会化，有助于中老年妇女继续参与有收入的劳动和社会参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宋月萍从性别视角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状况、特征和趋势。她介绍了60-70周岁的中国老年人口的规模，城乡分布和分性别情况，从劳动参与情况、受教育程度、动力市场上老年人口的行业分布、职业分布和分省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十年间，中国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了2.4%。60-70岁的女性老年人口占比要高于男性，而且上升的速度也比男性更快。仅从规模比例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低龄老年人口可能呈现出更为巨大、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潜力。她指出，促进老年人就业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老年人自身的就业意愿，二是老年人的就业能力。目前我国老年人就业需求以及现实困境还没有得到有力的，来自于政策和学术的回应。如何针对老年人的就业意愿提供相应的支持，如何促进老年人的就业能力，是当前扫清有工作能力和意愿的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所面临障碍亟需解决的问题。

宋月萍教授认为，我国现有的老年就业框架还比较单一，延迟退休政策只是针对于体制内和正规就业人群，事实上影响的人群有限。对于那些非正规就业人群，需要更加多元、灵活的政策设计。从性别视角看，女性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回应子代的照料需求。随着人口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社会托育体系正在构建，但总体上还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如何弥合老年女性在回归家庭与个人发展之间两难选择的困境，是激发女性老年人人力资源活性的重要课题。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员赵凯旋根据论坛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