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中国妇女研究会继续发动8个专业小组的专家力量，围绕女性与人口、数字经济与妇女发展、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建设、《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理解与贯彻等议题组织了10场线上学术活动。为进一步呈现专家们的精彩观点，性别研究视界特推出“中国妇女研究会线上学术活动专家观点集锦”系列专栏，今天推出第三期“加快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

专家观点集锦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构建积极生育政策体系。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2022年，1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同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在此背景下，中国妇女研究会女性文化与传播专业小组策划了“加快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圆桌论坛。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几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做了发言和与谈分享。论坛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张永英主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以《加快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为题，基于对五省市开展的“当前生育支持政策评估”专项调查资料，深入分析了我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基本现状、风险挑战和应对策略。

关于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现实状况，茅倬彦通过对比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认为生育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服务支持。经济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儿童津贴、税收减免、服务补贴、住房补贴和生育津贴等。我国的经济支持类政策主要集中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生育津贴、公共交通补贴以及部分医疗补贴等方面。整体来看，我国经济支持政策措施种类较少、补贴力度较小，在缓解家庭育儿经济压力方面起到的效果还比较有限。时间支持上，我国主要采取延长生育奖励假、增设父母育儿假等做法来缓解父母家庭和工作的冲突。延长生育假一方面有利于母婴健康、为女性和家庭提供了积极支持，但也引发了女性对生育后再就业的焦虑，增加用人单位雇佣成本等问题。在国际上，生育假和育儿假的区分已是主要趋势，很多国家的育儿假比生育假更长。研究显示，我国当下延长生育假的做法难以缓解女性家庭与工作、育儿与事业的两难抉择问题，应将性别视角融入到时间支持的政策设计中，进一步完善假期成本分担机制、设置更加灵活的育儿假，鼓励父亲参与儿童照料。服务支持政策主要包括托育服务、妇幼健康、辅助生殖服务等。但在实践中存在以下难点：一是托育服务入托率较低，约为6%，质优价廉的托育服务供给较为匮乏；二是妇幼健康服务质量离群众期待有差距；三是孕产和辅助生殖服务费用价格高昂，群众负担重。在国际上，OECD国家的平均入托率大概是25%-67%，多数托育服务质优价廉，医疗保险涵盖的生育相关医疗费用范围较广，财政投入较大，托育服务投入占GDP的0.95%。此外，积极生育支持政策还包括文化支持和顶层制度保障。从全球看，常见的文化支持政策包括重视家庭关系、打造生育友好社区和工作环境、提高婚育文化的包容度等。顶层制度保障政策包括将应对低生育率上升为国家战略、设立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建立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等。

茅倬彦认为，当前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存在四点风险挑战。第一，顶层设计不够完善。一是缺乏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构想，政策体系中推动生育率提高的中长期目标以及总体思路不够清晰；二是缺乏有力的综合统筹协调部门，生育支持政策施行的不同主管部门之间协同性不足；三是存在配套法律法规缺位，比如指导意见中提到的“弹性工作制”在《劳动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在现实中难以落地；四是财政投入支持力度不足。第二，政策体系对未婚人群关注不足。“90后”、“00后”的婚育行为和观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初婚年龄推迟，婚恋意愿降低；年轻群体面临高昂的婚恋婚育成本，高房价、高彩礼等现实阻碍突显，而政策对此却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第三，对人口发展新变化的前瞻性设计不够。一是现行政策难以满足未婚人群的避孕需求，目前人工流产的人数较多，未婚人群重复流产占比较高，这些人群亟需相应的避孕服务；二是生育服务的质量还有待提升，目前分娩镇痛的比例还比较低，难以满足年轻人日益增长的对舒适化医疗的需求；三是多元化的辅助生殖服务需求尚未纳入政策设计，比如婚育观念中婚姻和生育关系的断裂导致单身女性对冻卵技术诉求增多，但是相关的医学技术问题以及法律伦理问题尚未列入政策考虑范畴。第四，未能根本解决生育公私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面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痛点”问题，生育支持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进行解决，已出台的有关两性育儿照料的责任分担的政策还主要停留在宣传倡导层面，缺少实际方案来有效推进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

对此，茅倬彦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建议加强整体战略规划，加快完善顶层设计。制定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战略规划，将应对少子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成立针对生育支持的独立行政机构，整合各部门职能，衔接碎片化的政策，促进政策决策的执行落地；将生育支持政策的落实纳入各地各部门的发展规划，作为评价工作的重要指标。二是建议促进青年事业和婚育发展，加强理论研究和数据监测。要帮助青年着力缓解婚育与事业的冲突，将保障女性事业发展的政策落在实处；要重塑新型婚育文化，挖掘传统婚育文化在新时代发扬传承的精髓；同时还要进一步强化低生育率相关理论研究和数据监测。三是建议重视人口新特征新变化，推进生育支持政策端口前移。要加大青少年群体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力度，设立专门服务机构提供包括青少年在内的避孕服务，尽快普及无痛分娩，提高相应生育环节的医疗服务质量。四是建议促进生育成本分担中的性别平等，营造生育支持的工作环境。要积极倡导家庭领域的男性责任，重视和提升产后女性重返职场的能力，肯定全职母亲的社会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杨凡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张蕾参加了与谈。

杨凡认为，该研究对各种不同分类生育支持政策的框架进行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的对比，点面结合、全面生动。研究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判断中肯全面，还提出了许多颇有亮点的应对措施，值得学习、参考。杨凡提出，在未来的研究中，国际经验的效果评价问题（如生育支持政策的有效性在质和量上的客观评价）、欧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在东亚地区收效甚微的原因以及我国应该如何学习和吸收这些生育支持政策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张蕾认为，该研究利用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国别实践探索经验，体现了整体意识、问题意识、前瞻意识。对于国家谋划和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振生育水平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她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认为从现有国内外经验看，目前没有类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场域成熟的政策模板可以供中国全盘参考和借鉴，因此，在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包括：影响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因素（如生育率持续走低过程中的生物学机制、自然生殖力变化的探讨）；中国青年人的婚姻婚育观念、个性化生命历程（如生育意愿低迷且在青年人中逐渐形成内在文化自觉的原因探究）；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预期提升和人力资本的折旧加速问题；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性政策开发的问题，特别是将针对女性个体的生育支持政策扩展为以育龄人群为核心的所有家庭成员的全生命周期发展的家庭政策、社会政策的探讨以及如何通过生育支持政策为有生育意愿的人群进行充分赋权的探讨，等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张永英指出，《加快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这一研究基于深入的个人访谈的定性调查资料，站在国际视野上，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现状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从整个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制度安排方面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是一个智库型研究的样板，有深度，有启发。三位专家的发言呈现了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整体构建的途径，对于未来进一步深化生育支持政策的研究，进一步推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信息中心研究实习员杨承澍根据论坛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