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赵云霞在题为《城镇女性时间利用的收入分层研究》的发言中，以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分析了家庭内部时间配置的性别差异，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女性时间配置与家庭收入水平发展相关，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女性的时间配置存在着分层现象。具体而言，低收入家庭的时间配置具有更明显的传统家庭分工特征，中等收入家庭的女性承担着更重的工作和家庭双重压力，高收入家庭两性时间配置相对最为平等。二是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较优势在家庭分工中的作用减弱。三是中等收入家庭女性为保持家庭议价能力，即使面临繁重的家务照料仍然会选择增加有酬劳动时间，这是其面临双重压力的重要原因。她认为，拥有较高议价能力的女性会减少无酬劳动时间，夫妻平等意识可以促进时间利用的性别平等。建议缩小两性收入差距，肯定无酬劳动价值，减轻育儿负担。

天津商业大学讲师初立明利用 2014-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劳动时间投入对家庭经济福利的影响。她发现，女性劳动时间投入对家庭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女性劳动时间投入对家庭经济的积极作用强于男性。她认为，女性在家事与职业两个方面可以拥有更多可能性，建议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性收入水平、缩小性别劳动差异、构建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等增进家庭福利，促进两性在市场劳动和家庭之间的理性权衡。

湖南女子学院商学院的范征教授和本科生廖毅研究发现，Z世代女大学生对自我形象的定位和认知与其在创业中的表现有较高相关性。创业风险和创业收益两个因素对Z世代女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较大，创业收益与Z世代的女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依然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创业风险较大对Z世代的女大学生创业来说依然是较为负面的影响因素，风险越大，其创业意愿越低。

四川省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与女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兴睿以《家政服务员职业素养提升的理论与实践探析——以四川省为例》为题，聚焦家政企业、雇主及家政服务员等不同主体对家政服务员职业素养提升的认知与行为。研究发现：现有政策对于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要求具有较强的指导性，但对于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行为等内容缺乏详细的、可操作性要求；家政企业通过岗前和技能培训提升家政服务员的职业素养，规模性家政企业更注重技能培训，但仍以初级培训为主。建议政府出台家政服务员职业素养评价标准，企业细化岗前培训有关职业素养的各类内容、提升中高级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各主体方多渠道搭建平台促进家政服务员职业素养的提升。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冯慧琳以《城乡双重地理结构下的女性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研究：基于空间理论的分析》为题做了交流分享。她发现，男性在各种空间因素上具有显著优势，但女性在社会适应方面优于男性，与此同时，女性在适应中受到更强烈的物质、制度和生活空间因素影响，对个体情感和心理方面的关注更多。研究还分析了女性流动人口在文化、行为和心理适应方面的城乡二元差异，其中文化适应方面受到最大影响。对此她认为，增进女性流动人口的适应不仅要强化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要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改善居住和社区服务，同时通过增加医疗保险的支持和建立社交活动及平台打造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以促进女性流动人口更好地适应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

在评议环节，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黄桂霞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大国的现代化，更是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女性作用。但是女性受困于工作-家庭双重负担，在需要政策给予支持的同时，还应发挥男性在家庭中的作用。本单元的几篇文章既有从时间角度对性别差距进行的分析，也有从家政服务的视角回应女性工作-家庭冲突问题，还有对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视角新颖，是以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回应。

第二单元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高秀娟以淘宝商家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数字平台环境与自我效能对经营绩效影响的性别差异。通过构建创业绩效性别差距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影响模型，运用方差分析与多分类Logistic分析法，对经营环境满意度、自我效能与创业绩效的性别差异进行了量化研究。研究发现：女性经营者比男性经营者的创业绩效更低，店铺规模更小，营业额更少，但这种差距在数字平台上有缩小趋势；女性经营者的经营环境满意度、自我效能感均低于男性经营者，尤其是在成本竞争维度、对自身管理能力方面存在性别差距；环境满意度、自我效能感对性别绩效差距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即存在中介效应。女性经营者对外部环境与个人能力是否满意，直接影响到利润的性别差距。建议改善外部营商环境、通过培训等方式提升女性的经营能力、营造性别友好型创业氛围，从而达到提升女性创业绩效的作用。

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苏映宇探讨了人工智能语境下妇女劳动解放的理论创新和前瞻性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妇女劳动解放既有助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衡、促进妇女劳动结构优化等积极效应，也存在劳动替代的性别风险、劳动平权的性别障碍、劳动权益保障的性别遮蔽等挑战。为增进妇女劳动解放，需有效的理论引领、制度安排和政策实践。首先，要从妇女劳动的价值逻辑、妇女劳动解放的维度和理念上深化人工智能时代妇女劳动解放理论的时代创新；第二，要强化人工智能时代妇女劳动解放问题的制度治理，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域妇女基本劳动权益保障，确保人工智能领域的劳动性别平权。第三，要创新人工智能时代妇女劳动解放实现的技术治理，创新妇女劳动问题治理的技术协同创新机制，建立健全性别视角的劳动关系智能化治理机制，强化性别平等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理念和性别评估。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思雨以2023年兴边富民追踪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数字技术对民族地区抵边村女性发展的作用机制。她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经济赋权呈现出“非线性”的促进形态，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带动女性直接参与经济，促进非农就业，但由于民族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高、女性教育基础较低、数字市场基础较薄弱等因素，数字鸿沟问题会持续存在。建议在数字乡村建设中，要以数字基础建设为重点，持续加大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避免“接入鸿沟”；要以主体发展为核心，建立赋权赋能机制，其核心在于提高民族地区农村女性的数字素养；要以协同内外为策略，实现共建共享，充分发挥民族地区进行数字乡村建设中对口支援、兴边富民等倾斜政策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杨瑾对网络直播场域中农村女主播的数字实践进行分析，描摹了乡村女性在融入直播场域中对自身身份与文化标签进行选择的过程。在直播风格的发展上，农村网络女主播经历了三个过程，分别是忽视乡土标签、模仿都市女性的女色直播（2016年及以前）；将身体作为代表性及冲击力工具的土味直播（2017-2018年）；主动、积极地进行自我呈现的乡味直播（2019年至今）。农村女主播的直播实践既是一种事关自我呈现的“文化演绎”，又是一种通过对小家族的回望为观众提供情感联结的关系劳动。农村女性在直播平台的出场，于微观个体、中观群体、宏观社会都具有显著意义：在微观上，直播媒介为个体提供了话语权与媒介接近权，其联结的电商销售模式也成为数字化新生计；在中观层面上，独特的女性视角提供了一种软性的、情感化的乡土面貌，形塑了另一种新乡村；在宏观层面上，其直播建构的跨城乡传播空间也为离散的乡土及割裂的城乡关系带来“重新部落化”的新型公共模式，其促成的公共文化转向也将持续作用于性别、区域、阶层的再公平。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王辉以桂林阳朔为例，对乡村女性导游主体能动性以及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公共空间的重构过程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现实旅游场景中，女性具有较强的主体能动性，她们在工作中表现积极，并且改变了工作空间。乡村女性导游在街道公共空间谋生，从看到游客开始到成功搭讪、服务游客结束，甚至游客返回后再次联系，女性特质持续展演。乡村女性导游在互动中有四种不同类型的展演过程机制模型，分别是乡村女性导游与游客的“顺从型展演”、与周边商户“合作型展演”、与同行“竞合性展演”、与城管“斡旋性展演”。与此相对应，实现了旅游目的地空间的三种重构——工作空间、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导游聚集区、基于业缘关系形成的业务势力范围。研究指出，乡村女性导游的数量和经验在旅游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其工作却被视为低报酬、低技能和低地位的职业，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建议政府强化顶层设计，为农村女性村民搭建发展平台，为乡村振兴建立更加积极正向的价值导向。

在评议环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吴惠芳从研究方法、讨论逻辑和研究结论落点等不同角度对交流论文一一进行了点评。她指出，本组的五篇文章有的探讨了技术变革和妇女发展、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有的探讨了妇女灵活就业与权利问题，从小切口回应了妇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对于探讨新时代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