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朱琳发现，儿童智能陪伴机器人的研发场域中存在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有“爱”的机器人玩伴背后是“智伴妈妈”女工程师们的情感劳动。“智伴妈妈”情感劳动的主要方式是给儿童机器人投喂母职经验和母亲关爱，这一性别化机制着力利用她们现实中的母亲身份和知识，用“AI”生产爱。但是，情感劳动中的性别化机制也充满了矛盾性，男性主导的技术文化环境、AI研发特性与高强度的劳动控制之下，“智伴妈妈”的工程师身份被不断唤醒，付出“爱”的研发劳动冲击了她们现实中的的性别期待与母职实践，造成“智伴妈妈”的双重身份疏离。以往情感劳动的研究大多从传播政经的视角去宏观考察资本与情感控制的关系，而较少关注AI研发劳动中性别化机制的运行以及个体抑制机制运行的实践。总之，技术与性别视角的引入扩展了情感劳动的研究维度。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晶莹分析了抖音平台上形成的“带娃奶奶”污名化形象的特征，还原了生活积极、尊重克制、以家庭为重的“带娃奶奶”的真实形象。她认为，长久存在于家庭中的代际矛盾、媒介利益驱使下的责任感缺失、奶奶群体的集体失语和长久地被忽视、大众普遍的误解和盲目跟风以及亟待提升的全民媒介素养问题的综合作用，是这些奶奶被污名化的社会逻辑动因。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王子艳通过对L基金会进行考察，发现中国民间妇女组织与乡村妇女在过去十年的实践中共同重构了更加有利于乡村女性发展的性别化空间。她指出，重新建构乡村妇女发展空间包含虚拟与实体两个维度：实体空间在村庄中的存在不仅为乡村妇女发展提供了活动场地，增加了其在社区中的可见性，提升了妇女团队的社区影响力，也是增强其自主性与安全感的体现；基于不同媒介平台与传播技术所建构的线上虚拟空间，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实体空间的作用进行了延展与补充。在L基金会与乡村妇女共创共营的虚实空间中，不仅存在着生产性资源的流通，还有精神的联结与情感的陪伴。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蔡珂认为，少数民族妇女发展项目带领乡村少数民族妇女完成创业学习，并从妇女发展的三重角色出发，关注少数民族女性自身认知的提升与生活环境的优化：通过线上线下创业技能培训加孵化模式，鼓励女性参与信息技术实践，提高少数民族女性的收入与数字素养；将项目参与者称为“创变者”，即创造变化的人，强调女性的主体性与领导力，帮助她们改善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鼓励妇女参与社区管理活动，改善少数民族女性所在社区的生存环境。

在评议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指出，朱琳的论文研究扎实，观察到男工程师和女工程师的性别劳动分工，呈现出新科技领域的性别隔离，但“智伴妈妈”对女性工程师带来的双重疏离的结论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实据来支撑。王晶莹的研究提出了隔代照护的重要问题，但在讨论污名化的标准方面应更加明确，最好能够直接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提供最直接的经验材料。王子艳的研究中，性别化空间的概念是较为精巧的切入，对精神和情感的关注也特别重要，但研究对妇女参与民间妇女组织的再生产到底是传统角色的延伸，还是进入了社区管理，最好能够给出更为明确的结论。蔡珂的研究展现了基金会通过项目为少数民族女性赋能的个人、家庭和社会面向，强调了技术在推动社会的变迁当中、在传承最传承我们最古老的文化传统技艺过程中、在改变传统的夫妻关系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移动手游的广泛普及，女性玩家数量不断增长，并展现出多样化的游戏实践。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井常灿从交互界面和技术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女性玩家与游戏技术的互动过程及其实践价值。她发现，在游戏交互界面中，女性玩家通过与技术物、算法及符号文本技术的互动，实现了女性身份认同的构建，重塑了游戏界面中的性别文化及权力关系。通过对女性玩家群体的深入剖析，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女性、技术与文化之间丰富且复杂的关联，也为女性拓展并投身至其他技术领域注入了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何锦娜以近五年国内５种刊物和国外的2种刊物的性别与技术研究为样本展开研究，发现国内性别与技术交叉研究延续了对劳动的关注，在二元性别的框架内阐释技术加强的性别气质“混杂”和亲密关系劳动，国外相关研究则集中于反对性别暴力的数字女性主义运动。她指出，这种区别可能与中外社会问题化技术与性别关系的不同思路有关。她呼吁更多的研究应立足于当前技术与性别公正的实践，从我国既往的性别平等实践中汲取经验，同时看到“新”技术如何融入和影响性别中的“老”问题、女性与“新”技术互动中的主体性，兼顾不同女性主体之间的差异，为我国的性别与技术研究增添更具公共性的面向。

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刘旸用实验法在ChatGPT中输入5个具体问题分析人机对话中人工智能对中国女性国际形象图景描绘，她发现ChatGPT在政治参与、健康和安全以及媒体呈现三个维度的表述中，存在对中国女性国际形象的偏见，她认为应从强化正面表达、提高国际参与度以及加强性别平等教育、媒体合作、文化交流、政策倡导、网络空间建设和数据训练等方面着力，以提升中国女性国家形象。

在评议环节，卜卫认为井常灿的研究关注到了游戏当中看不见的女性，这也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女性玩游戏是会选择养成类还是竞技类？竞技类到底有多少女性参与？对游戏中的性别技术化和技术性别化的表现需要进一步关注。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朱琳指出，何锦娜梳理历史上的技术和性别的研究，尤其是技术女性主义的研究非常有学术史价值，但不同时期的技术与性别的形塑过程以及不同技术主体对技术的建构有很大的异质性，也为综述带来一定的难度。刘旸关注的ChatGPT主要呈现的是一种文本交互方式，其数据集获取的机制以及背后的平台架构的逻辑和算法的逻辑需要进一步关注，对于其中中西方建构的差异，可能还要更从深层次的文化技术系统的逻辑来理解和分析。

作为专题五的主要策划人，卜卫指出，经济学通常从技术可以促进经济、妇女应卷入数字经济跟上发展潮流的角度，而传播学则往往从利用技术可以促进妇女发展的角度，超越时空地讨论传播技术对女性的作用，表面上是在关注女性，但缺少对处于一定社会性别关系中的女性的关注，将女性仅仅看作是传播技术普及的对象或“技术赋能”的受惠者，而不是“创变者”，“技术中心”且“想当然”（通常还没有研究就有了先验的结论）。研究焦点是否应该集中于：外来的技术如何嵌入特定女性群体（交叉理论）所处的社会性别结构和日常生活中，研究这些女性因何缘由与技术互动，从而改变或维系了一定的社会性别关系，包括是否以及如何重塑了其在生产领域、再生产领域以及社区管理中的角色？技术如何通过女性的使用维系或撼动了在地的性别化机制？在一些研究中不难发现，理论被人为地断裂了，实践也是一种断裂状态，如忽略了平台内容研究与以往媒介内容研究的性别分析的联系。我们尝试从再生产领域、生产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来探讨女性与技术互动中如何能建构性别化空间，或者如井常灿所说，是探讨性别技术化和技术性别化的过程。这种探讨依然需要重新思考社会性别理论。研究针对的是人、人的关系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人的影响，研究的是性别权力关系而不是技术本身。这需要自下而上的在地发掘。传播技术并没有“从天而降”改变一切，要步步小心“证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