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的期盼。其中，预防校园欺凌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底线。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从未清零。而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点、难点，也是现有相关制度和实践运行的薄弱环节。
未成年人保护建立在对人的成长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与治理，融汇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犯罪学、法学等交叉学科专业知识，涉及教育、民政、卫健、文旅、网信、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工青妇等各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人的成长是全生命周期的，人的心理健康、精神健全有赖于成熟、民主的家庭养育环境，以坚实、信任的亲子关系为基础。伴随年龄增长，人逐步开始社会化，而人的顺利社会化需要个体具备认同社会规则、又不过分丧失自我的能力；需要个体能够将情绪与事件区分，在因具体事件出现矛盾或产生冲突时，不被强烈的负面情绪所裹挟而丧失解决问题所必备的基本理性。人的成长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情感与关系，二是事实与规则，二者缺一不可。未成年人保护，应以家庭为核心，以信任关系为基础，明确行为边界，其他职能部门和社会资源同向发力，共同营造适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养育环境。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工作，需要赋能家庭，真正将《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到实处，切实提升家庭监护能力和水平。
从暴力内生原因的角度看，未成年人所在家庭责无旁贷。暴力冲突的发生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未成年人的生活场域下，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交往中，累积压抑下来的负面情绪，借助某个微小事件向弱势群体过渡转移和释放的结果。这是绝大多数暴力的内生机制。当然会有一些例外，就是当被欺凌者或者暴力受害人忍无可忍，其负面情绪累积到极限时，会出现绝地反击的情况。此时通常有两种情况：向内攻击自己，有些孩子会选择自杀或者自伤。向外攻击他人和社会，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直接攻击施暴者，这种情况有正面的例子，就是受害人集中力量把施暴者狠揍一顿，以后受害人的社会化过程开始走向正轨，从此不再被欺凌。当然，这种情况也有很多负面的案例。即，受害者在“以暴治暴”的过程中失手或者由于各种因素叠加导致了比较严重的伤害后果，受害者也因此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二是攻击不特定他人和社会，这种情形更危险，是所有人应尽最大努力预防和避免的，也是经常见诸报端的。例如“米脂三中”事件，曾经的暴力受害人向不特定的他人释放，这种情况下就是多输的局面了，社会危险性特别高，有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从行为评价和责任承担的角度看，家庭和个人是需要相对分离的。一方面，行为尤其是违法犯罪行为的负面评价是普遍性的，但是部分人由于年龄原因，依法不承担刑事责任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值得注意的是，不负刑事责任，绝不等于不负任何责任，也不意味着该低龄未成年人不需要任何行为矫治措施就能自愈。心理学上确实有自愈的说法，但是自愈和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一样是有条件的，需要在专业评估的基础上，改变监护人的养育理念，改变现有家庭的养育环境；同时，也需要在对未成年人行为事实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分级分类对其进行认知和行为的专业矫治，这是难点，是实践中的薄弱环节，也是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满或者误区的根源所在。对此，建议从如下三个方面出发，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大力培育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力量。这是根基，是切实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和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行为矫治的基础，是司法实践中做实社会调查保护和家庭监护能力评估制度，准确评估涉案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及量身制定行为矫治方案的专业基础。
以监护状态为基础，划分现有案件类型，构建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单独司法序列，成立单独建制的少年法院。虽然现有法律已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予以明确，但杂糅在成年人司法体系下。四十年来，机构建设和人员队伍不断受到司法体制改革的冲击，难以摆脱“小儿酌减”的窠臼，不利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
完善制度，切实提升涉案未成年人行为矫治的专业化水平。根据现有法律规定，绝大多数违法犯罪低龄未成年人按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严重不良行为”被处置，但受制于专业力量不足、机制不够顺畅等原因，实践中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机构普遍薄弱。即使不受刑事责任年龄限制的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在行为矫治方面依然亟须提升专业化水平。建议以“司法决定、行政执行”为原则，完善现有制度规定，严重不良行为、附条件不起诉行为、被强制戒毒以及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一并纳入司法决定程序。即便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也由公安机关负责查清行为事实，检察机关根据社会调查和监护能力评估报告提出行为矫治建议，法院依法做出保护处分决定，再送交专门学校或者专门矫治机构执行。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未成年人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代秋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