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平台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一种新产业新业态，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催生出各种新兴职业和劳动组织方式，亟待深度的社会调查来了解其中的劳资关系、社会关系、劳动过程以及劳动者的社会身份和生存状况。5月12日，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以“从女主播到女骑手：平台经济下的田野与方法”为主题，举办了2024年第二期系列学术活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王怡霖、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萍作为发言人分享了他们的田野经验，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感受和体验到的平台劳动中的性别化逻辑。论坛由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刘子曦主持。
获得信任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以《四个田野故事》为题，真诚而细腻地分享了如何进入秀场直播的田野，如何打入主播群体的内部，如何与她/他们建立信任和联接并实现共情的个人经历与体会。
首先，获得信任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秀场直播领域，难度更大。董晨宇指出，在研究逐渐深入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披露，尤其要警惕伦理和方法上的研究者凝视。因为对研究对象的尊重和共情，是获得信任的重要因素。第二，跟随主播的“转场”会体现出更加复杂的层次感，经常会出现“跟丢了”的情况。主播的平均从业寿命可能只有两、三个月，并处于不断转移的状态当中，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这种状态并不利于持续的跟进研究和连接的建立，经常会出现“跟丢了”的情况。第三，“你研究的主播，是真正的主播吗？”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抽样问题。董晨宇曾经接触的一位“头部主播”表示，真正的主播是高度职业化的，团队高度细分，他们是很难联系上的，更遑论产生信任并倾吐心声。董晨宇认为，当通过田野去关注直播从业者时，追求抽样的代表性是很难实现的。而在田野中持续扎根，赢得越来越多的信任和尊重，会为研究者带来越来越多“田野中的回响”。第四，是否主动告知被访者我们在做的事情，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告知，总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董晨宇表示，一方面，应不含欺骗的真实地表达研究者的关注，另一方面，应使用更柔性的方法，在与行业资深人群的接触中让他们敞开心扉。
深入数字空间田野的四种困境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王怡霖以《平台经济下的田野与方法：以秀场直播的民族志研究为例》为题，分享了她的田野经历。
王怡霖首先介绍了深入数字空间田野存在的困境。一是如何进入田野的困境。研究者在田野中可能面临着无法融入、无法深入了解这一行业的境遇，而在主播行业，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账号使用者的变动、直播间的封禁，都可能致使研究对象在网络空间中的“突然消失”，研究者的观察随时可能被中断，难以长期追踪。二是技术与玩法上的困境。主播们所熟练掌握的直播技巧、技术运用，一部分来自于他们自身经验的总结，一部分来自于“公会”的传授，研究者很难完全了解。同时，直播的游戏机制、用户激励体系，复杂的平台环境和直播术语，都需要研究者深入行业才能有更全面的接触和理解。三是金钱与伦理的困境。作为研究者，不得不为了深入这一田野而与公司签订合同成为主播，并获得直播收益，研究者的立场和主播的身份带来金钱与伦理上的矛盾。四是真实在场与虚拟在场的困境。在主播使用“公会”的空间进行直播的同时，对接主播的运营和经纪人会通过微信与主播联系并指挥她的行动。线上与线下，真实与虚拟交织，使研究者面临强烈的割裂感。五是退场的困境。在田野中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与研究对象建立深入的情感上的连接，当研究者退场，这种联接的中断会使研究者面临情感上的煎熬。
此外，在深入田野的过程中，王怡霖还观察到了其中普遍的谎言。主播们对自己的地理位置、婚姻情感状态的隐瞒和“改写”，是数字空间中经常发生的。这对研究者如何观察真实的状态提出了挑战，当与研究对象建立了信任后，研究者也同时得以窥见谎言背后真实的困境。王怡霖指出，主播的流动存在于数字空间和地理空间上，研究者不仅需要不断接入新的数字空间，还需要在线下深度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困境。最后，王怡霖表示，在数字空间开展田野调查会遇到很多危险。例如生病，性骚扰，长时间情感劳动后面临的身心压力等。
女外卖骑手并不处于完全被动状态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萍以《从女主播到女骑手：平台经济下的田野与方法》为题，分享了对女骑手的田野调查。
孙萍总结了配送行业的特征，即高密度、高压力、强控制和男性气质主导。在这一劳动场域中关注女骑手，为“无差异的零工劳动者”研究中引入了性别视角。女骑手总体延续了新一代农民工的女性形象，与中产女性、白领女性和女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反映出性别内部的阶层与劳动差异化。
孙萍指出，在田野中找到和接触女骑手并不困难，难点在于后期的田野研究中能否真正进入女骑手的生活世界。她从相关调研的数据和田野研究的生动案例中，有以下几点发现。一是大城市中的女骑手和小城市的女骑手对于家庭有着全然不同的认知。大城市中的女骑手往往与丈夫共同承担养家的压力，子女则留在家乡由祖辈抚养，而小城市中的女骑手既要跑外卖，又要带孩子，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分工。二是作为高粘性的劳动，外卖骑手需要很长时间去塑造自己的数据。女骑手们都面临着身体上的规训，比如经期劳动、搬运重物、找厕所难等。三是在外卖行业，女骑手并不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她们在主动援引和拓宽自己的可用的“性别资源”以及情感连接和情感交流的“软技能”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
孙萍认为，在进入平台时，要看见具体且细微的人，与他们建立连接。同时，也要在平台之外看到他生活的世界和生活的意义，看到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人。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刘子曦表示，三位专家做了细致丰富的分享。在进入平台劳动的研究时，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面临着多重困境。一是平台劳动研究中传统民族志的困境，在数字空间展开的研究挑战了传统民族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原则；二是数字平台中劳动者的生活高度流动，研究者往往处于被动失联的状态，只能切片式和碎片化地去了解受访者，难以观察受访者生活的全貌，也难以与他们形成人际关系；三是数字田野的民族志如何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方和社群，如何书写，是当前数字时代民族志面临的重要挑战。刘子曦指出，三位专家的分享都指向不应再用传统的科学主义系统论的方式去看待数字时代的民族志。传统民族志没有充分意识到数字平台中研究者和受访者双方的连接和这些连接的变化起伏，这其中的复杂性也是有待开发的新田野。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员赵凯旋根据圆桌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