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y Ann Mason说，帮助消除关于育儿的污名的政策将有助于把男性和女性放在科学领域的平等的基础上。

众所周知，生孩子可能破坏女科学家的职业。在全世界范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女性都仍然承担着很大一部分家务劳动，即便她们也在发展她们的职业。

这个问题甚至在工作场所的平等问题上取得很大进步的国家也持续存在。在对美国学者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有孩子的女科学家比有孩子的男科学家获得固定教职的可能性低 39%。

我们必须鼓励父亲在抚养子女方面成为平等的参与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科研机构愿意实施培育一种新的文化的政策，在这种新的文化中，女性和男性都不把家庭视为他们的职业的一种威胁。

"第二班工作"

对于那些有孩子的工作女性，在家里还有"第二班工作"等着她们。我们对加州大学系统8000多名教师的调查显示，母亲每周工作95小时，其中43小时用于照顾儿童和家务劳动。父亲每周工作81小时，其中只有26小时用于家务。

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上一代人的逐渐减少的现象。但是我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调查的8000位博士生中间发现了同样的模式除了他们的工作时间更长。

这并不仅仅限于美国。我最近在瑞典（这是一个致力于性别平等的国家）Lund大学演讲，有人告诉我瑞典女性也面临在照顾儿童的家务劳动的压力并且努力达到最高专业水平的问题。

而且只有在政府规定育儿假不用即作废的情况下瑞典的父亲才开始使用他们的育儿假。

变革的障碍

但是在我们指责父亲之前，让我们承认社会和制度障碍可能阻碍他们为抚养家庭做更多的事情。

在我研究过的所有社会中，父亲挣钱养家是一个被人们深深地接纳的文化刻板印象。

在我们对加州大学教师的调查中，许多父亲表示不愿使用加州大学推广的对家庭友好的新政策，诸如为生孩子暂停计算获得固定教职的限定时间，以及为新父亲找人代课，因为他们认为这把他们放到了女性的位置上。

即便那些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抚养孩子的男性也认为如果用了这种假期他们可能会被污名化。一位教师父亲说，"在我看来，在请人代课的问题上围绕着某种文化，这让男教师很难把它作为一种可行的选项。"

另一方面，许多母亲也不使用这些权益，因为她们担心她们会被认为是不太认真的"参与者"。"在获得固定教职之前，我决不会考虑这种选项，"一位母亲说。"我会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打破这种循环

有一种文化变革的恶性循环。父亲不愿意使用育儿假，因为这有悖于男性挣钱养家的伦理。而母亲害怕使用只有女性使用的政策，因为她们担心这会被认为她们不如男性认真。

在加州大学，我们设法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方法是使用包括了一个临时的、非全职的固定教职方向的项目，让人们有权回到全职工作中，而且在全职教职时期有权紧急地转为照顾子女。

重要的是确保所有的教师成员了解他们能够享有的权益，因此我们开始了一项运动，在招聘和挽留的时候强调这些政策。

这些政策需要一些投资。但是研究已经显示，失去一位固定教职方向的教师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在总体上是一种经济损失。全世界的每一所大学以及每一个国家为培训青年科学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未来的雄心。他们承担不起失去他们的损失。

婴儿潮

文化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加州大学已经出现了改善的早期迹象：更多的母亲和父亲正在利用自动获得的权益而不是必须申请才能得到的权益。

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振奋人心的婴儿潮。在2003年（这些新的项目开始之前）和2009年（项目开始之后）之间，至少有一个孩子的女性助理教授的比例翻了一番以上，从27%增加到了64%。对于男性，数字从39%增加到了59%。

当父亲和母亲都使用对家庭友好的政策的时候，文化的变革就会发生。只有到那时候，被人们深深地接纳的男性不能专门抚养子女的刻板印象才会消失，这为对家庭生活做出更多贡献、帮助把男性和女性放在职业的平等的基础上铺平了道路。

随着新的态度变成规范，从事科学工作的女性和男性将不再把对家庭友好的政策视为阻碍职业的父母陷阱。

Mary Ann Maso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卫生、经济与家庭安全法律中心的教授兼联合主任，她是对女科学家的研究报告Staying Competitive: Patching the Leaky Pipeline in the Sciences的作者之一，也是Mothers on the Fast Track一书的作者。

本文是关于克服科学中的性别障碍的专题聚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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