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提示

　　近期，《2016年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和《2016年河北省分性别统计分析报告》先后发布，两份报告从人口构成到教育、就业、参政等方面较清晰地勾勒了两性发展的情况。两份报告分别揭示出两地性别平等推进的哪些信息？分性别统计的工作应如何系统开展？当下推进分性别统计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就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了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葛彬。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从最近公布的《2016年河北省分性别统计分析报告》（简称河北《报告》）和《2016年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简称深圳《报告》）中，分别可以读出两地性别平等状况的哪些重要信息？

　　葛彬：两份报告从人口构成到教育、就业、参政等方面较为清晰地勾勒了两性发展的情况。河北是中部省份，其数据涉及城市和乡村，在中国更具有普遍性。河北《报告》通过城市和农村性别数据对比，显示了城乡妇女发展情况，如在参与公共管理方面，全省各地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成员比例为63.6%，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仅为16.1%；居民委员会主任中女性比例为63.0%，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为1.39%。这说明城乡女性参与社会治理差距非常大，农村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另一值得关注的是，分性别统计不仅限于女性，还关注了两性发展。如深圳《报告》的统计基本都有性别比。如在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男女性别比为129.71，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男女性别比为127.42，工伤保险参保男女性别比为134.56，生育保险参保男女性别比为131.54，失业保险参保男女性别比为134.82，住房公积金缴存男女性别比为145.06。这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两性情况，如女性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参保率明显不足，尤其在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方面差不多少了三分之一。

　　社会性别理论要求不仅关注女性，同时关注男性，通过这些数据比，能使有关部门发现两性存在的不同问题，以找到更精准的对策。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在河北和深圳这两份报告中，您最关注哪些指标？

　　葛彬：我最关心三点，一是出生性别比，二是女童受教育情况，三是女性就业情况。我国出生性别比虽连续多年下降，但还处于较高位置。深圳《报告》显示，2016年深圳市出生人口性别比111.06，比2015年的107.76高出3.3个百分点。河北《报告》2016年出生性别比为108.57。2015年中国出生性别比113.51，对比来看，这两地相对还是比较低。国家一直在采取相应办法减少性别差距，从数据看还是取得了成效。女性文盲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导致贫困的发生，增加扶贫难度，还会阻碍中国扶贫计划。两份报告显示，当今女童受教育程度都达到了百分之百，意味着未来社会将逐步消除文盲问题，尤其是女性文盲问题，这是让人欣喜的。在女性就业分布中，河北《报告》显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女性为237.37万人，占比为37.11%；乡村劳动力中女性达798.7万人，占比为42.9%，显示女性就业率总体向好。但也说明女性在工资较高职业中分布不足，在工资较低职业中比例过高，这也会影响到女性社会保障的情况，需要调整。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上述河北省和深圳市两份分性别统计数据报告的发布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说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性别统计工作，必要且迫切？

　　葛彬：性别统计是通过对男性和女性自然和社会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与作用来反映性别发展特征的。我国历史上有关女性的统计资料非常少。我在写《宋代女性文化》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可以找到男丁人数，甚至耕牛数字，却很难找到与女性人口相关的数字。在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用了大量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小城镇的情况，包括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妓女情况及原因的分析，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统计工作，1983年国家通过了统计法，为依法统计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统计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两份报告，一是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了两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本情况和地位、权利、作用和发展状况；二是通过数据可以发现两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为分析、解决问题提供参考依据；三是数据反映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促使人们从性别理论的角度去看两性问题，在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基础上促进男女两性和谐发展。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我们应如何理解分性别统计与社会性别统计？关于性别统计指标体系设计，您有什么建议？

　　葛彬：此次两地报告在名称上略有不同：《河北省分性别统计分析报告》和《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从字面上来看，分性别统计包括生理性别，如出生人口和两性预期寿命的自然情况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性别发展情况，其实这些自然因素往往带有很浓的社会性别色彩。而社会性别统计，更多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社会文化造成的性别差异。两地报告既有关联，又各具特色。如河北省妇儿工委在关于报告产生的过程中，讲到他们学习了深圳经验，又立足本省实际，综合现有监测统计数据及分性别统计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直观反映河北省妇女儿童的发展现状。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地，勇于创新，其展示了深圳两性发展的情况，内容细致、全面。其实我觉得用什么名称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能否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指导，用社会性别理论来分析数据，使之更符合中国国情和地域特色。

　　至于性别统计的指标体系，两个报告基本涵盖了两性发展的基本情况，但在覆盖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来讲，还不充分，如女性劳动付出与经济资源的分享，女性人口的分布与参与社会管理的对比性数据，针对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数据，妇女无酬的家务劳动及照料儿童的时间统计等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您认为，当下中国推进性别统计工作有哪些机遇及挑战？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葛彬：从国际上讲，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从多方面要求各国制定适当的性别统计方法，提出促进研究、收集数据和编制有关性别的统计数字，编制归纳不同主题领域统计资料的产出，以求改善与妇女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方面有关的数据。这对我们制定性别统计提供了可参考的要求，值得借鉴。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分性别统计工作，也已引起人们关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静提交了《关于加强性别统计工作的建议》，希望在国家大数据战略顶层设计中增加性别维度。国家统计局对此答复，说明国家《妇女儿童状况综合统计报表制度》的建立及目前正在实施性别统计的相关事宜。以此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分性别统计已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政府作为推动性别平等的责任主体，意识到这点非常重要。1995年以来，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三个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提出了妇女发展的总体目标、优先领域、主要目标及策略措施，要求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地三级妇女发展监测数据库。这些都为推动国家级性别统计提供了基础。

　　当然，作为全国性的性别统计，还会遇到文化观念的、战略思维的、统计专业的、国际标准的等多方面的挑战。做好统计工作不仅是统计部门和妇儿工委、妇联的事情，更关系到社会各个部门。需要协调参与，共同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