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顾超所著的《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一书出版，引起文学界关注。为此，我们特邀作者就女性相关议题进行分享，通过对著名作家张抗抗的访谈探讨中国女性问题的文化症结，了解女性写作者的思考。
访谈人 顾超（中央编译局博士后、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团委书记）
访谈嘉宾 张抗抗（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传统文化糟粕对女性伤害很大
顾超：您的作品有很多女性叙事，但您自己却不承认是女性文学。为什么？
张抗抗：我确实不太愿意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这个定义不能涵盖我的创作。1985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德国参加地平线艺术节，我在会上的发言题目是我们需要两个世界。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女作家都尚未具有自觉的女权意识，我谈的只是自己的一种直觉。我说：我首先是个作家，然后我才是女作家。这和西方女权主义很不搭调。西方女权主义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中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女性的政治权利。中国和西方的国情和时代背景不一样，她们面临的问题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性别意识有一个前提：如果缺少对人的尊重，也就是人权、人和人之间的暴力与奴役问题不解决，女性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接受的性别教育是很可怜的。就我本人而言，在成年之前，性知识几乎等于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立法的形式首先解决了男女平等的问题，然后是同工同酬、妇女生育的产假等福利待遇。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女性解放达成一致。政府在体制上建立起了基本的男女平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了西方女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仍然在激烈斗争的那些努力目标。但是，中国的农村妇女还处于嫁汉穿衣吃饭的阶段，经济完全没有独立，更谈不上人格的独立。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提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激进口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取消性别差异，把女人等同于男人，只强调人的共同性，缺乏性别的差异性。在我们的青年时代，都接受了男女应该一样的教育，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后，对我逐渐产生了影响，才开始质疑这个一样有很多问题。
女性的思想与人格如果不独立，就不会真正善用权利。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的竞争机制逐渐形成以后，中国女性才开始有了紧迫感，有了自觉性，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女性无论在接受教育、施展才干等方面，都有了大幅度的跨越与提高，文化艺术、科技领域，正在产生出一代接近国际水准的新女性。这是令人欣喜的。
顾超：那么，您又如何看中国女性发展面临的问题？
张抗抗：我认为中国的女性问题，在本质上是文化土壤的问题。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封建专制及父权夫权等糟粕，都是有形无形的束缚与压抑，对女性的伤害很大。造成中国女性从生存方式到家庭关系上的依赖性，基本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系统。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一篇《梁山好汉与女性观》的短文，批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对女性的歧视和贬低。《水浒传》代表了中国男性对女性的基本态度，你看这部书中，几乎没有一个女性是好人。我们的文化与歌德诗歌中发出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向上那种对女性的高度赞誉与尊重，相距何等遥远？中国女性被这种文化喂养长大，自我意识中，本身就是极其不自信、不独立的，即使如《梁祝》《西厢记》中的女性，对封建礼教有些许微弱的反抗，那与西方的卡门安娜卡列尼娜那些勇敢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在同一层面上。
用写作表现女性与传统文化理念对抗的姿态
顾超：您在写作中是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传统文化里是否特别缺失女性对爱情和性的主动追求？从《情爱画廊》到《作女》，您想表达的女性的内在理想是什么？
张抗抗：从我自己的创作来看这个问题，可以看到女性意识发展的一条清晰轨迹。1995年我出版了《赤彤丹朱》。这部作品梳理与反思历史，以我的视角来认识父辈，重新审视红色神话，其中多少有一些我自己家庭的原型，但并不是实录的传记。就像我另一部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也不是我的传记，而是对生活加以提炼的文学作品。其实在写作《赤彤丹朱》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情爱画廊》了。起因是1992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开始进入更大幅度的开放，这种开放的力量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最后一道枷锁，就是封建文化的传统。
我特别希望有不同的声音，表现女性与传统文化理念对抗的姿态。表现性爱大概是最后一道封锁线、最后一个牢笼了。比如《查泰莱夫人与她的情人》那样的作品，他能够把性爱写得那么美好。但是文学史上的爱情小说汗牛充栋，表现方式基本已经穷尽了，留下的创新空间很小。《情爱画廊》找到了绘画的方式来连缀故事刻画人物，具有一种可容纳丰富想象及文字难以到达的可视性。有了这个画廊之后，就有了爱与美的载体，作者也有了创作的激情和手段。无论有多少人不喜欢不赞成，我相信这部小说是独一无二的。小说确实存在过于理想化的缺憾。但是不矫枉过正的作品，是没有冲击力的。文学作品不是描写那些已经发生的事，而是描写那些应该发生的事。这就是一般现实主义作家和理想主义作家的区别。都说人生如梦，其实人们都活得很现实很功利。我写女人纯真如梦的爱情理想，何错之有？
顾超：《作女》发表后曾引起热议，您自己如何评价这部小说？
张抗抗：这么多年来，尽管女性主义批评家一直认为我属于中性写作。但我的女性身份却是与生俱来。随着人的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女性面临的问题开始凸显。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种种变化，使我对当下的女性精神有了更为自觉的认识。2002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作女》，这是我迄今为止集中表现女性生活的一部小说，也许可以称为女性小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予了女性一个新的自由空间。经济的自由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自由，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激烈变化：女性不再满足于因循守旧，女性希望自己变得更像女人，女人需要充分释放自己的智慧和能量……商品时代为女人提供了喜新厌旧、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一切机会。当我找到了作这个以往约定俗成的方言，反其意而用，以对作的重新诠释，来为作平反。在我的描述中，折腾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渴望，是不断地放弃和新的开始，更是女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释放过程……《作女》抓住了当代女性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反映了当代中国女性的嬗变，可以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