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媒体作为一种方法来回顾民国初年的文学文化，把文学传媒所涉及的政治与美学、性别与阶级、真实与虚拟等方面与社会现状、文化空间、权力关系及其历史流变相联系，可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当时当地的社会景象和趋势。
新媒体成为当下全球数码时代的独特标志，其命名伴随着社会形塑、资本畅通与美好未来的拟像视界，以史无前例的万媒齐飞的方式与速率在运动。新媒体带来环境与人的关系的新观念，也为历史研究搭建跨界运动的新平台。把媒体作为审视历史的方法，能把观念与技术的辩证关系放回到天平上反思一些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神话，对于各种文化理论也会有一种批判的整合。宋代印刷术的流行是一个节点，当四书五经可从书坊购得，经典的官方垄断被打破，其阅读和理解被私人化，于是有了话语与学派的竞争，宋代理学得以兴起。朱熹编《四书》标志着历史观念的革新，是一个时代的社会运动的结果，其《朱子语类》在印刷、口语记录及经典传授方式等方面都显出媒体带来的变革。媒体是方法，是运动，之所以新，乃新观念与新技术在特定时空中的撞击与裂变，产生的势力场域给政治、伦理、文化与象征等各种资本注入新的动力，围绕着新的轴心组合与建构。
引领社会风气 倡导妇女解放:民国初年的周柏生画《中华小说界》封面，1914年2月。
从传播学角度看，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最近黄旦认为1872年创刊的《申报》标志着上海进入了新媒体时期。《申报》以新报之事，今日之事这八个字作为口号，把报纸与城市空间相勾连，一面在报纸版面上可看到论说、商业、社会新闻、广告等一字排开，一面与之相对应，城市基于各种网络的流动和交换，是八面来风，五方杂处的中心地：货物、人员、服务、文化、记忆乃至于新闻等，无一不在流动交往之中。报纸还为骚人韵士提供短什长篇的发表园地，由此孕生出一种新型的洋场才子（《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页223-236）。的确，这些年来有些文学史学者从报刊杂志、广告等传媒来考察文学的历史形态，就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的批评，而把文学看作话语或风格竞争的场域，更延伸到与城市文化的联系，但视野似乎还不够宽广，还需要把文学传媒所涉及的政治与美学、性别与阶级、真实与虚拟等方面与社会现状、文化空间、权力关系及其历史流变相联系，而作一种有机动势的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