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妇女研究的特点、走向①

回顾与反思
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与妇女解放运动相伴，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它发端于“五四运动” ，担负着唤醒妇女大众反对封建压迫和歧视的历史责任。几乎同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以“男女平权”为核心的女权主义，从一开始就存在尖锐分歧，并形成多次理论争鸣。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发动妇女组织的实践中，探索总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妇女解放理论体系。尽管学者对妇女受压迫的起源提出不同见解，但中国共产党确认阶级压迫是妇女地位沦落的重要原因，只有完成了阶级解放的社会革命，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因此妇女运动总是同阶级解放、社会变革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由于妇女在一般的阶级压迫之外还受到性别压迫，因此妇女解放还有阶级解放之外的特殊要求；关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的生存状况，将她们视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主体，反映她们的要求（如明确提出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平均分配土地、婚姻自由）；在发动妇女参加各种运动时，特别重视妇女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妇女是独立的社会生产者；在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得到了广大妇女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一个极端落后封闭的大国，成功地发动组织起亿万劳动妇女的队伍，引导她们投身民主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并从中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飞速的进步。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以及她们出色的表现，不仅使起步晚于西方妇女运动的中国妇女在极短的时间获得全方位的进步，并且在世界引起极大的关注，中国的经验丰富发展了国际妇女运动的思想宝库。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与西方许多国家不同，妇女运动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妇女研究与必然带有自己的独特方式，我们没有理由无视自己的历史，更不能妄自菲薄。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一命题，本身是一种男女平等的思想。但长期对它的极端宣传，却使人们习惯于无性别差异的思维方式，对事实上存在的“男女不一样”缺乏应有的敏感，到文化大革命则发展到男性化的极端。分析观察妇女问题时，几乎完全放弃性别观念，忽视对女性的主体性研究，以致将社会发展目标替代妇女发展的总体目标。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在70多年前就指出“社会上一切阶级都会变动，……都可归于消泯。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民主比什么都要紧，我们要是要求两性间的民主，这妇女解放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李大钊：妇女解放与Democracy，1919年10月）。
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却单一强调认识妇女运动和阶级运动的同质性、包容性。同质性固然决定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两者的矛盾可以同步进行，但当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阶级和民族矛盾不再构成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矛盾时，性别问题仍可成为阻碍妇女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原因。因此更需要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对性别的影响，需要调整研究思路，拓宽研究领域，丰富发展以往的理论和经验。
70年代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触动了整个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似乎已经解决了的妇女问题尖锐地显现起来，引起妇女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与反思，他们在深刻总结以往妇女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正视现实的妇女问题，借鉴国际研究的成果，妇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除妇联组织外，高校及社科系统的学者纷纷参与。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的规模、内容、方法以及取得的成绩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成为近年来充满生机的引起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关注的研究领域。
新的研究格局
妇女研究发展到90年代渐具规模，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渠道的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各自的特色，又相互沟通融合。
1984年全国第一次妇女理论研讨会时，妇女研究非但在学术界没有位置，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对妇女研究表示冷漠，即便是高校中的女性也未将以自身的研究纳入视野。伴随国际交往的频繁，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妇女研究与世界的巨大差距以及由此造成双方无法交流的现实，深深震憾了女学者。她们行动起来发起成立妇女研究机构，开设妇女专题选修课，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妇女研究系列丛书，形成北京、天津、郑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妇女研究中心。她们借助与国外学术界联系密切的优势，从不同学科切入，试图从文化根源上，从中外比较的视角上分析中国妇女问题。在丰富和扩展各自学科内容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妇女问题的本质，提高妇女研究的理论层次。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介入妇女研究，对妇女研究逐步走向学科化建设产生良好影响。
专业社团中的女性专业工作者和女性社团，从80年代开始涉及妇女研究，依靠专业系统和相关组织的支持，到90年代关于相关专业内的妇女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她们不仅对专业内的许多妇女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界定，而且在总体把握上也有了一定进步，在解决专业妇女的实际问题上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专业性社会团体介入妇女研究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妇联是最早从事妇女研究的团体，她以推进妇女发展为已任，全力支持社会各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近年来妇联工作职能、人员结构及研究能力有了很大变化。全国妇联和部分省市妇联成立了妇女研究机构。各省市普遍成立了包括社会各类研究团体和个人参加的妇女理论研究学会。在发动、协调、组织社会各界研究力量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妇联本身的研究侧重于现实问题，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具有一定规模的调查研究，积累资料，提出对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加强与社会研究机构的联系和合作，注意听取并积极吸纳各种不同的见解，获取大量的信息，妇联的研究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近年，妇联开展的“双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体现了工作与研究相结合的特点。调查研究为筛选工作的突破口、政策的抉择提供信息及理论依据，开展活动过程中的理论研讨会发挥了深化认识、总结经验、调整政策的功能。研究与现实工作密切结合，提高了妇联工作的理论水平，推动妇联决策向科学化、系统化发展，妇联的社会职能作用和社会影响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仍占主流
改革中的旧体制突破新体制建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优化配置，利益和效率往往处于支配地位，性别平等时常被忽略，从而导致公平与效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90年代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全面转轨，更深地触及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加速了社会角色的分化，使妇女问题再次突出，给妇女研究带来太多的信息和挑战，对大量的问题需做出解释并探讨出路。因此多数的研究还是从现存的问题切入，密切关注妇女生存发展的变化和矛盾，加强调查研究，寻找问题的症结，提出对策。实证研究还是现阶段妇女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研究中，各地各研究机构抓住社会热点问题，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到妇女发展中的各个方面，显示出勃勃生机。其中通过反复论证，结合实际，逐步确定科学衡量妇女地位的指标体系和分性别的统计数据，对妇女的地位状况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是90年代取得的突出进展。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及其他研究机构，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先进的统计技术，通过调查获得珍贵的数据，使对妇女现状的经验性描述逐步上升为科学的分析，为今后进一步长期追踪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有关政策提供较为科学的数据。
为了有效的推动妇女问题的解决，必须将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必须加强对策研究的自觉性、主动性。妇联和其他研究机构在对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有关部门，颁布实施了59部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妇女研究在这些法律法规制定实施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对妇女生育实行社会补偿，就是研究人员首先进行理论假设、典型实验，继而在局部地区试行，获得重要根据，如今这个影响妇女发展的问题已纳入《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这部《纲要》更是经过反复调查论证，依靠多种学科的支持，最终确定了与世界接轨、适应中国国情的妇女发展目标指数，她的实施过程即是推动妇女全面发展的过程。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扩大 应用，妇女研究的方法有了新的突破，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将本学科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交叉结合，通过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种方法，提高了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些课题还突出了行动干预的特色，目的是调动妇女群众自身参与的积极，提高她们的参与意识。如在增强妇女健康、农村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等相关研究中，推行了行动干预和研究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的原则，将研究工作者、义务工作者、政府部门和妇女群众有机的结合起来，调动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平等互动的积极性，极大改善了科研环境，推动研究的深入和问题的解决，保证研究项目获得持续发展的效果。类似的研究还表现在日益增多的妇女研究实验区的建设，虽然实验区的规模不可能很大，但取得的经验却具有示范作用，使妇女研究突破学者的书斋走向实践。
研究与政策的互动
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组织和研究人员认识到，与政府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争取政府的支持和承诺，是妇女获得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国际上众多的妇女组织走向与政府合作的道路，这已成为国际妇女运动的一大潮流。联合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3000个非政府组织的4035位非政府组织代表，积极参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与政府平等地交换意见，广泛宣传、竭力影响社会性别观念，就是佐证。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成为非政府组织参与程度最高、最广泛的文件。也是体现社会性别平等、妇女赋权及社会公正方面最强有力的文件，在与会的189个联合国成员国和政府观察员的大会发言中，91个代表团就提高本国妇女地位做出具体承诺，承诺内容涉及《行动纲领》重点关注的12个领域，其中妇女与贫困、妇女与教育培训、妇女与经济、提高妇女地位机制、妇女与保健、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妇女与人权，更是比较集中反映了全球妇女普遍存在的问题和障碍。由于有众多的政府做出各自的承诺，世界妇女大会又被称作承诺大会，这也是妇女研究和政府政策互相推动的国际范例。世妇会后在各国妇女组织的呼吁推动下，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后续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包括建立国家级的决策、咨询机构；制定、完善有关法律；加强对妇女的培训等等，以保证有效的提高妇女地位。鉴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以及运动主体的条件，妇女运动从她诞生之日起就形成有组织，有领导，与共产党密切联系的特点。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坚决支持妇女解放运动，赋予妇女组织“参与和监督政府工作的职能”，在国家重大决策出台前注意征求妇女组织的意见。妇女组织作为妇女群众和执政党、政府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代表妇女利益，向政府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建议政府采取相关政策予以解决；发动组织妇女贯彻政府的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国家发展。中国妇女组织和政府之间亲密的合作关系，有力地保证了妇女发展事业的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国际公约，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种形势要求中国政府奉行的各项政策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准则相符合，决策应更加走向科学化，这也就决定了决策与研究会发生愈益密切的联系。
同时妇女研究工作者越来越意识到，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妇女研究进入决策主流并为社会广泛接受是有难度的。他们一方面充分享受政府的政策，使研究尽可能与中国法律政策相适应，一方面更自觉的进入理论前沿，尽量选择能够直接推进部门、国家相关政策的选题，注意向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新的学科理论，发挥理论研究的导向作用和示范作用，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政策所吸收。目前不少研究成果以对策建议书的形式提供给有关部门，反映了理论研究者的自觉。研究与决策的互动成功的表现在诸如：中国妇女现阶段发展主要指标体系；妇女生育的社会保障等研究上。
中外研究的相互影响和借鉴
改革开放使中外妇女研究有了直接交流和合作的机会。中国研究人员利用研讨会、出版译著、直接与各国进行项目合作等各种方式，了解、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吸收对中国有益的研究成果，促进妇女研究与世界接轨。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及妇女研究的特色，也引起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妇女研究学者的极大兴趣。了解中国、与中国妇女研究实现更广泛的合作，成为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研究工作者的迫切愿望。开放的中国增强了资源共享的合作意识，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区域性的国际研讨会，自觉地将中国多年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认识介绍给国际社会，如一贯鼓励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参与中发挥作用，在参与中争取和维护权利；致力于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积极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着重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宏观保护，对城市职业妇女和农村劳动妇女在改革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不利趋势给予特别的重视，探索解决途径。
中国是一个大国，又处于经济的社会变革之中，抓住妇女主要群体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中国的模式、中国的经验使许多国家妇女理论界十分关注。世妇会成功的召开以及它产生的深远影响，使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实际上已经走向国际。
西方女权主义是工业化的产物，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至今它仍是一个松散的、派别林立、各持己见的运动形态，在不同派别之间不断产生分歧争执，又不断取得共识融合。进入70年代后，女权主义的内涵及运动形态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等女权主义者注重深入基层，接触实际，她们借助种族、阶级问题的分析，创立并逐步完善了以社会性别为核心的妇女学科体系。她们认识到社会性别实际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对性别的研究必须置于具体的、多种社会文化背景交叉点上，她们以批判的眼光质疑现存的社会制度，力图达到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结构。这反映了女权主义对“妇女解放”这一复杂主题认识的深化。冷战结束后女权主义提出，在各国和国际间应建立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施行这个制度时妇女不被看成是负担，应看做主体和动力，应该发挥妇女推动、影响社会变革的方向的作用，同时要求在考虑国家发展政策时要给予妇女选择自身命运的权利。这一点同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要求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女权主义受到国内少数民族、贫困妇女的极大挑战，她们有声有色的斗争和积极的参与，成为女权主义内部的批判力量，赋予其不断自我更新的生命力。第三次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区域性研究网络的建立，特别是亚洲文化背景的妇女研究群体的出现和活跃，极大改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格局，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妇女研究对世界积极的影响。1975年联合国提出平等、发展、和平主题时，尚被认为是代表了东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不同的妇女问题，但到了1985年在内罗毕召开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妇女认识到三个主题息息相关，各种问题相互影响，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问题都和妇女问题有着内有联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不断推出的全球战略中，努力寻求差异中的相关联之处，采取各种方式加以解决，以求更多的理解，逐渐建立了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的基础。
尽管中西方妇女运动及妇女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运行轨道，但交流有益于互相借鉴和学习。1969年曾在中国工作了15年的英国医生乔舒亚·S·霍恩出版了介绍中国医疗制度的书，对正在开展健康运动的美国妇女产生巨大的鼓舞和启发，她们惊异的发现美国妇女艰难、努力争取的一切，已经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全面实现，由此她们认识到，医疗制度的改革必须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西方女权主义发动的妇女健康运动，也启发中国妇女研究者重新认识妇女健康的定义和内涵。妇女健康是衡量妇女地位和生存状况的一项基本指标，它是一个多元的发展中的概念，对它的认识不应该局限于生理角度，它应该包括妇女一生的各个阶段，应包括妇女生理、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各个方面的健康指标。因此对妇女健康的研究不仅属于医学范畴，还应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等综合学科。概念的深化直接推动了各学科的整合作用，促进妇女健康的研究形成良好的格局，在妇女研究中成为后起之秀，直接体现了中外交流的积极作用。
当前中国妇女研究的进展明显的表现为将性别意识主动纳入各个领域，增强了从性别角度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力度，当然也极大拓展了妇女研究的领域。性别意识的核心是主张男女都有获得参与社会发展的平等权利和机会，社会对男女的作用应给予同等的评价。因此性别意识的核心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视角还是从性别视角看待妇女问题，尽管两者之间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可出发点、侧重点不同，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还是有区别的。如反对对妇女的暴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侧重于社会和家庭的稳定；从性别角度则直接涉及到妇女人权。同样的视角可以用于许多相关问题的分析，甚至有些问题可以从社会发展的正面效应中，分析出对妇女发展有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从性别意识角度分析、观察问题，会使我们对问题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对妇女发展的前景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当我们考虑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时，会更加自觉地从妇女解放的立场出发，考虑两者相关利益和发展是否能够实现和谐一致。
研究的走向
从现在到2010年不仅整个国家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妇女发展也将面临一个重要阶段。科学技术的飞速前进、综合国力的剧烈竞争，世界各类文化的碰撞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带来的各种复杂问题，都会影响妇女发展的整体推进，新情况、新问题会向妇女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为研究工作者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发展学、人学、信息学等新学科的发展，为妇女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提供新的理论背景和相关知识。改革开放的十几年中，几经探索和积累，妇女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不仅拥有一大批热爱妇女发展事业、潜心钻研、勇于开拓的理论研究和妇女工作者，而且研究领域有了极大拓展，整个妇女研究也逐步形成各种力量互动互补、信息沟通、成果共享、充满活力的格局，中国妇女研究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了迎接新世纪到来，为了进一步落实《行动纲领》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制定的各项指标，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一定会更加深入、广泛，涉及妇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寻求解决途径中获得新的突破和进展；多种学科会发挥相互影响作用，共同推进理论与对策研究，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妇女研究架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对国际妇女运动的影响，使中国妇女研究在国际上占据重要位置。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曾经遇到的社会问题也许会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国际间的沟通交流，西方女权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观点，拓宽了我们认识问题的视角，有利于资源共享，有利于我们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这是妇女研究借鉴西方女权主义成果的重要因素。但西方女权主义是在同各国资产阶级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多不同，有些西方国家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行不通，因此对西方女权主义的东西应该借鉴，但不能照搬。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同样是妇女研究应遵循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必然选择，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它的精髓实际已经内化为中国妇女理论的核心部分，成为理论研究工作者分析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柱。在今后各种文化思潮碰撞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仍然是我们分析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发展的主要武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分析，将指导我们处理好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妇女利益与国家利益、妇女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地位等根本原则问题。伴随社会学科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保障、社会需要等理论观点，会进一步发挥保护妇女利益的指导作用。
联合国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第一次提出，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该推行一种积极醒目的政策，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在性别观念上这种明智的选择，证明了几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妇女运动巨大的进展和妇女群众成功的努力与斗争。江泽民主席郑重地向国际社会承诺，男女平等是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由中国政府建议并始终参与起草的《北京宣言》强调“做为政府，我们特此通过和承诺执行以下《行动纲领》，确保在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方案中体现性别观念”，再一次说明中国政府的态度。将性别观念纳入决策主流，是要求各国政府决策部门在做出一切政策前，在分性别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性别分析，以确保政策法律有利于男女两性获得公正、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使男女两性平等受益；在执行政策法律过程中定期审查、评估其执行情况，以确定政策是否公正合理。
中国的现代化是迟发展型，生产力相对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特别是封建包袱比较重，增加了现代化进程的难度。当社会处于转型过程中时，物质层面的转型、制度层面的转型、社会行为方式以及观念形态转型往往不同步，物质转型快于其他层面的转型，而体制、法律、政策、管理尚有一个进一步完善的过程。当利益和效益越来越成为支配社会生活准则时，决策部门容易忽视两性不同的作用和要求，忽视妇女的主动参与和选择的权利，甚至有可能牺牲妇女的局部利益。我们必须加强现代化过程中妇女发展重大课题的专门研究，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发展的规律，积极影响决策，特别是关系到妇女发展的重大问题。如由于劳动力总量过剩，企业结构进行大范围调整，造成的持续存在并逐步扩大的妇女就业不充分问题；因主要考虑缓解就业压力而有可提出限制妇女平等就业权利的主张等，都应引起研究工作者充分重视，以更加自觉紧迫的态度主动参与、影响决策，防止不利两性平等发展的模式和举措出台。如果为了暂时的困难侵害了妇女的根本利益，那么多年争取的妇女平等权利就会从基础上发生危机，并对妇女的进步产生连锁反应。与此同时要加强宣传和引导，使性别观念和环境意识、人口意识、人权意识具有同等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决策层应具备的现代意识之一。为了弘扬文明与公正，抨击野蛮与歧视，传播健康的性别观念，研究必须加大对新闻媒介的参与和监督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宣传的社会功能。社会主义为妇女解放提供的条件是全面的，同时又是逐步完善的。妇女发展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妇女研究必须始终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发挥理论的导向功能。
妇女研究机构的成立，各种学科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对妇女研究学科化建设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妇女研究还没有纳入各学科的主流之中，整个妇女研究尚属于学科的边缘位置。有学者提出“只有有自己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概念结构，并形成以此解释对象世界的理论体系，才是学科。”学科的建设不仅要建立自己的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还在于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因为研究是一种创造，需要在持续累积的研究中，解决被研究者认为尚未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工具和方法就会产生。建立科学的、系统的妇女研究学科体系，是中国妇女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一致的心愿，共同的目标。为此应尽可能地扩大研究范围，联合一切关心、支持妇女问题研究的团体、个人（包括男性），兼容并蓄，互通有无，加强合作沟通，形成妇女研究生动活泼的局面。基于目前妇女研究尚有较大差距的状况，我们一方面应利用国内外各种学科的背景，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使妇女研究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基础上；同时抓住妇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下大力气，争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理论、方法上有新的突破，新的创造，形成不同于旁人的独特性。妇女研究学科化建设是一个积累创造的过程，需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中国是一个大国，解决好各个层次的妇女问题，在研究上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逐步提高理论层次和科研价值，将有利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外妇女研究的沟通交流合作，有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
注：①本文为康泠同志发表在《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1—1995）》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