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哲学家吉纳维夫·劳埃德，在《理性的男人》一书中，采用“性别分析”的方法，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分析，让人们看到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是性别化了的“理性”，这种理性服务于文化/自然、男/女、理性/情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反映和巩固了社会历史中对女性的压迫。

《理性的男人》是澳大利亚哲学家吉纳维夫·劳埃德的名著，该书的副标题是“西方哲学中的‘男性’和‘女性’”。她采用“性别分析”的方法，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分析，让人们看到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是性别化了的“理性”，这种理性服务于文化/自然、男/女、理性/情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反映和巩固了社会历史中对女性的压迫。

被性别化的理性和道德

作为讨论的前提，我们必须首先把作为思维功能的理性与作为符号/比喻/想象的“理性”区别开来，前者是没有性别的，后者是能够性别化的。基于这一区分，我们可以对劳埃德的理性概念做出两点理解：《理性的男人》所谈及的理性主要指的是一种符号/比喻/想象，而不是人的思维功能；在符号理性的意义上，劳埃德关于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理性被性别化了的观点是可以得到证明的。

对于以往的哲学家来说，理性与男性是等同的，而情感/感性/非理性与女性是等同的。理性/男人与感性/女人的关系是一种有主从地位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尽管在传统哲学家中，也有人强调理性是普遍的，本身是没有性别的，例如笛卡尔认为，精神与肉体是可以分离的，像男人一样，女人也可以有理性。然而，由于较之男性来说，女性对于世界体验的有限性，以及传统哲学中理性的符号化、男性化，这种被宣称的普遍理性实际上仍旧是男性意义上的。

由于理性被性别化了，当运用这种理性分析道德时，道德也必然被性别化了，使传统道德有充分的理由贬低妇女。因为理性的道德和感性的道德的区分实际上也是男性道德和女性道德的区分，由于理性的主宰地位，男性的道德要优于女性的道德。

在传统伦理学中，较之女性道德体现出的关怀和关系倾向，男性道德的核心是公正和公平。例如卢梭和康德认为，男性应当发展自己的理性，而女性应当发展自己的感性、敏感和情趣，道德可以表达为男女之间的一种天然的互补。卢梭由此主张，女性的美德是在婚姻内对男性的依附和顺从，而男性的美德则是自主、自决、坚忍和独立。康德也认为男女在道德上也是有区别的，女性的智慧并不在于推理，而在于感受能力。由此可见，虽然这些哲学家强调道德的互补性，但由于理性的统治地位，这种互补的道德有一个不平等的基础，即女性对男性的屈从。

显然，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说，性别化的道德在哲学上完全基于对于理性的这种符号化的解释，但后者肯定是前者的原因之一。当这些符号/比喻/想象的理性、这些性别化的道德被当成关于现实社会中男女状况的真理时，就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

在伦理学领域，女性被看成是缺少道德能力的，在道德发展上也是“欠缺”的。这种认识不仅使女性失去了道德声音，也使男女犯了不同的关系错误，“男人不知道自己已同妇女失去联系，妇女也不知道已同自身失去联系。”这种局面导致西方传统哲学中厌女症（misogynism）的持续发展，也使女性被置于服从于男性的较低的社会地位上。正像劳埃德所强调的那样，女性在社会中的屈从地位与她们在知识领域被贬低紧密相连，“哲学一直深受社会性别差异构成的影响，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性别差异的构成。”

女性主义哲学家的解决方案

女性主义哲学家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的解决模式。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平等的理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沃斯通克拉夫特、密尔、泰勒）强调，通过拒绝女性定义和主张男女理性能力相同来消除道德上的性别差异。但是，这种理论尝试至少有三个错误：没有把作为人的思维功能的理性与传统哲学中的符号理性区分开来、无视于理性本身对于女性的排除，把男性的理性和道德作为标准来追求。

吉利根(Gilligan)模式。这种模式运用女性的体验和生活来建立另一种理性概念和道德，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关怀角色。但她还强调，这种关怀的道德角色尽管来源于女性，但是可以由男女共同来扮演。这种理论尝试也有三个错误：易于陷入一种性别本质论、使女性在道德互补中处于屈从的地位、道德没有反映男性的生活。

伊利格瑞（Irigaray）模式。伊利格瑞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是做出三种区分：把现实中的女性与哲学上的女性概念区分开来；把真实的女性躯体与符号/想象的女性躯体区分开来；把对女性躯体的积极的解释与波伏瓦等人对女性躯体的消极的解释区分开来。但是，尽管伊利格瑞要求人们不要仅仅从男性的对立物角度定义女性，抑或是按照男性定义的女性来理解女性，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想象和尊重女性的躯体，但事实上，她仍旧是一个性别本质论者，因为她的理论观点建立在强调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基础之上。

劳埃德(Lloyd)模式。劳埃德梦想着一种没有生物学意义上和社会学意义性别差异的理性。然而，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理想的道路。她试图在部分地保留传统哲学中“理性”概念的前提下完成自己的工作，这使得在理性意义上实现性别超越更为困难。

总起来说，理性作为人的一种思维功能本身是没有性别的，但作为一种符号/比喻/想象是可以性别化的。当我们谈论超越性别差异时，我们应当注意区分开这两种形式的理性。女性主义的目标不是要追求一种没有性别的理性，而是要追求没有性别歧视的理性。性别本身是依据时代、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或许并不是消除性别差异，而是要消除性别歧视，保持社会性别的多样性，保持消除了性别歧视的性别差异。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