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后的卢旺达在推进性别平等,尤其是妇女参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其背后是女性领导者在承担堪比男性工作压力的同时,还要承担社会再生产劳动的"双全职生产者"模式。国家公共政策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双面角色:一方面,国家自上而下颁布了一系列性别平等的法案、政策、措施,积极保障女性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参与方面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公共机构来分担生育、抚育等社会再生产工作。这些女性领导者在依赖个体策略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来应对沉重负担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社群文化的审视与怀疑。卢旺达经验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为我们反思以经济独立和"生产至上"为标志的妇女解放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